落日之舞：台灣舞蹈藝術拓荒者的境遇與突破1920－1950

推薦序（節錄）

為臺灣舞蹈定錨──序徐瑋瑩的《落日之舞》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彭瑞金

我雖然對舞蹈外行，但也知道舞蹈不同於文學，設若沒有人用筆記錄那舞臺上一閃而過的肢體傳達的訊息，人們又如何能夠去反覆咀嚼那肢體語言傳達的內涵？舞蹈研究不僅比文學研究艱難，也比戲劇、音樂、美術都要艱難。尤其是瑋瑩要研究的一九二○至一九五○、只有相片，沒有錄影存證的年代。瑋瑩的臺灣舞蹈史研究，設定範疇為一九二○至一九五○年代，指的是受西方舞蹈影響產生的現代舞蹈。因而找到臺灣新文學陣營的郭水潭、王昶雄等新文學作家的舞蹈史記述和舞蹈家的相關記載。可以說找到了對的研究途徑，卻未必能有如願的成果。就瑋瑩來說，是非戰之罪，郭、王兩位前輩文學人，都是有些「浪漫」的文學人，不是評論家，他們對當代舞蹈的認識、見解，未必能和她們自己參與的新文學運動連結做連動思考，要經由他們的觀察紀錄去考察同時代的舞蹈，未必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特別是對於瑋瑩的史的發展研究而言。

換一個角度來說吧！「後來的」文學史家，也是文學家葉石濤，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發表的一篇〈關於舞踊與音樂──臺南音樂演奏會印象記〉，是他觀賞了在此不久之前在臺南演出的一場舞蹈音樂會的評論。從文章的內容看，批評的重點是舞蹈，不是搭配的音樂。該文根據當時世界知名的現代舞蹈家鄧肯、崔承喜、石井漠的「舞蹈」，討論當晚擔綱演出的蔡瑞月、李彩娥、程金治、黃采薇、許石五人的演出。葉石濤認為空有高蹈理想的蔡瑞月，演出由於缺乏「依據」，因此白費力氣，觀眾只是看熱鬧。「原來沒有鄉土的靈魂的藝術是空冷的，尤其舞踊需要高度藝術的感覺，因此往往會從人民底生活脫離。」程金治的《阿拉神的安息日》取材於土耳其回教的沙漠的悲哀，卻用柴可夫斯基的小曲，用了不同民族的民謠。許石的《鳳凰花落時》，有強烈的鄉土色彩，卻用了西歐的旋律。脫離了臺灣民謠暗淡的色調及辛苦的人民生活。葉氏的結論是：「無根──是臺灣藝術家特有的悲哀，我們要確實地生根在人民。從這裡誕生的一切，夠於趕走枯萎的過去。」

一九五○年代，葉石濤從文學經驗出發的臺灣舞蹈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徒有舞蹈技巧輸入的舞蹈是不能生根的，從這場演出幾乎全場皆是南轅北轍的舞蹈、音樂搭配，充分凸顯舞蹈的無根，放著民謠不知道搭配，無異生根是絕望的。雖然，瑋瑩的研究以一九五○年為下限，卻並不表示一九五○年以後的臺灣舞蹈史不再重蹈臺灣舞蹈歷史的覆轍。從《落日之舞》的參考書目看得出來，瑋瑩的臺灣舞蹈史還真是前無古人。雖然這是一本學術研究的著作，但瑋瑩是否也是看到，大家都只想去跳舞，都想去跳自己的舞，而沒有一個人（臺灣的舞蹈人）肯回頭去看，我們曾經跳了怎樣的舞時，是不是所有的舞蹈跳過了就沒有了，只是瞬間的存在？還是舞蹈也和其他的藝術一樣，有人民的生活、歷史、靈魂的灌注，可以跳出民族靈魂的舞呢？我相信，瑋瑩能從立志走向有鎂光燈的舞臺，再從舞臺走到沒有鎂光燈的學術研究，一定是有感於幾乎跳了一世紀的臺灣舞蹈人，到底跳出了臺灣的舞蹈了嗎？歷史是一面鏡子，即便天天都見落日，但一九五○年以後的「鏡子」還是會不斷地照見臺灣的舞蹈，發出相同的疑問。

序（節錄）

人的生命旅程往往充滿著驚奇與不可知，然而冥冥之中卻又似乎有所安排，本書的出版即是如此。從小到大以舞蹈藝術為專業的我，怎樣也想不到生命中會從動態的實作轉而跨入靜態的思考；從追求身心合一的剎那閃耀、絢爛即逝到冷靜書寫希冀流傳後世。從舞蹈藝術進入社會學博士班像是從一個世界飛越到另一世界，從酒神戴奧尼索斯的國度進入日神阿波羅的殿堂。我試著以日神的理智捕捉酒神的慾望與狂喜，但是那畢竟不完全而有所缺憾，只願在此缺憾中能留下對台灣舞蹈藝術史絢麗的想像。

本書修改自我的博士論文，其研究動力來自解答自身對所學專業（舞蹈）知識與技術來源的疑惑，與我從事此專業在台灣社會難以自我定位的困擾。我從一個困擾我多時的疑惑開始研究的探索之路。這個疑惑是：一九五二年由國民黨推行的民族舞蹈運動如何能在短時間內蓬勃？特別是受日本教育的台籍舞蹈家在不熟悉中國舞與邊疆少數民族舞蹈時，還能順應官方的期待創作？

礙於「台灣舞蹈萌發史」至今還未有清楚與脈絡化的輪廓，而舞蹈相關資料相較於文學、美術、戲劇甚至音樂領域更少，因此本書的研究方法是以可蒐集到的舞蹈家口述歷史或自傳為中心，將之置入宏觀的時代脈絡中，考察行動者如何邁向舞蹈藝術之路。檢視第一代新舞蹈藝術家的生命史，會發現其中有共享的生命現象，但是也有個人的特殊遭遇。舞蹈家所共享的生命現象表示特定歷史社會結構對同一代人的強制力。脈絡化地理解舞蹈家共享的成長經歷，可以觀察到促成新舞蹈藝術的是外在於舞蹈的政治文化力。如此，舞蹈是應變項，隨著更宏觀的殖民現代性而生成。舞蹈家個人的特殊遭遇則彰顯同世代的舞蹈家相對微觀的生命處境或機緣造成差異性的生命表現；此差異性成為研究必須注意之處，特別是當差異造就了特定時代中的特殊歷史事件，則更凸顯舞蹈家差異化的經歷是創造歷史的契機。本書兩位主角林明德與蔡瑞月即是差異化下的關注。將共享的社會結構與差異化的生命經驗比對，我歸納出促成與阻礙新舞蹈藝術的社會結構力與行動者在其中的能動性。考察林明德與蔡瑞月兩位舞蹈家的生命史，本書發現台灣舞蹈藝術的萌發朝向兩條路徑發展：一條是沿著日治時期現代化國家教育體制的規訓與陶塑，而後朝向藝術創作的追尋；一條是與日治時期跨域與跨國的反殖民文化政治運動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