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故事（暢銷10萬本．維拉斯奎斯名畫〈宮女〉紀念書衣版）

導讀

藝術與藝術家

世上只有「藝術家」而沒有「藝術」。以前，他們用有顏色的泥巴，在洞窟的岩壁上鉤勒出野牛的形狀；今天，有人用買來的繪畫顏料設計廣告海報；在這些之外，他們還做了許多別的事。我們不妨把這一切有關的活動稱為「藝術」。不過要記住：「藝術」這個字，因時間與地點的不同，可能代表各種不同的事物；同時也要瞭解，「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藝術已經漸漸變成一個幽靈，一個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要讓一位藝術家希望破滅，只消告訴他，他的作品本身的確不錯，但卻不是「藝術」。想干擾正在賞畫的人，就告訴他，他喜歡的並不是這幅畫的藝術，而是其他成分。

實際上，我不認為單純的喜愛一座雕像或一幅畫有什麼不對。有人會因為一幅風景畫令他想起故鄉而喜歡它，有人則因為一幅人像畫讓他想起一位朋友而愛不釋手。這都是很正常的事。看到一幅畫，誰都會憶及許多影響我們好惡的事情，只要這些記憶可以幫助我們去欣賞眼前的東西，就沒有關係。如果某些不相干的記憶使我們產生偏見──比方說討厭登山，就對一幅偉大壯麗的阿爾卑斯山風景畫不屑一顧，那就應該找出嫌惡的原因，因為反感會破壞我們原本可從畫中得到的樂趣。嫌惡一件藝術品常是由於錯誤的理由。

大多數人都樂於在畫中看到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喜歡看到的東西，這是一種相當自然的偏好。人天性愛美，連帶也感激那些將美保存在作品中的藝術家，而藝術家本身也不反對我們這種愛美的眼光。當傑出的法蘭德斯(Flanders  法國北部的中世紀國家，包含目前的比利時西部、荷蘭西南部）畫家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為他的小男孩畫素描時，他的確為其美貌感到驕傲，同時也要我們愛慕這孩子。但這種喜歡漂亮事物的偏好，容易使我們拒絕較難引起共鳴的作品，而成為我們欣賞的絆腳石。德國大畫家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顯然秉著與魯本斯對他那胖嘟嘟的小孩相等的摯愛，來描畫他的母親，他對操勞過度老婦人的真實描繪，或許叫人震驚得轉頭而去──然而，假使我們能夠克服最初的嫌惡心理，便能獲益良多，因為杜勒畫出了絕對真實的一面，這就是傑作。我不知道西班牙畫家慕里耳歐(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 1617-1682）愛畫的衣衫襤褸的小孩到底美不美，但是畫裡的孩子的確很迷人！大多數人認為霍奇(Pieter de Hooch, 1629-1677?）荷蘭室內圖中的小孩很平凡，但它仍然是幅迷人的畫。

每個人審美觀與美的標準差異極大，因此很難為「美」下定論。同樣畫於十五世紀，同樣描寫天使彈琵琶，一般人會比較喜歡義大利的梅洛卓‧達‧霍爾利(Melozzo da Forli, 1438-1494）優雅嫵媚的作品，勝過同時期北方畫家梅凌(Hans Memling, 1430?-1495）的作品，而我兩幅都喜歡。要體會梅凌筆下天使的本質之美，或許需要稍長的時間，只要不被他略顯笨拙的模樣所障蔽，我們便會發現這天使是無比的可愛。

真正的美感也要靠真實的表現手法來表達，事實上，左右觀眾對一幅畫的好惡，往往是其中某一人物的表現法。有人喜歡容易瞭解的表現法，因為這會深深地打動他。十七世紀義大利畫家雷涅（Guido Reni, 1571-1642）畫十字架上的基督頭像時，他無疑是要讓看畫的人，在這張臉上找到基督受難的一切痛苦與榮耀。幾世紀以來，多少人從這張救主畫像裡，獲得力量與安慰。它所表現的情感如此強烈清晰，所以即使在人們不知「藝術」為何物的偏遠農舍，以及簡單的路邊神龕裡，都可以看到這幅畫像的複製品。儘管如此，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那些表現法較難瞭解的作品。中古時代，畫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他斯卡尼（Tuscany，義大利中西部）大師，對基督受難的感動一定如同雷涅；但我們必須先認識他的畫法，才能明白他的感受。等到弄清楚這些不同的繪畫語言時，我們說不定會偏愛那些表現法不如雷涅明顯的藝術品。有些人喜歡別人只用幾個字或手勢來表達意思，留一點給他猜想；同樣，也有些人喜愛留有思考琢磨空間的繪畫或雕塑。在較「原始」的時代，藝術家表現人類面貌與姿態的技巧，不如今日熟練，但是他們盡力想把內心的感情表達出來的樣子，卻更為動人。

至此，藝術的初學者每每又面臨另一個困難。他們讚嘆藝術家將其所見事物忠實呈現出來的技巧，他們最喜歡外表「似真」之畫。我暫且不否定這是一項重要的考量因素。忠實處理視覺世界的耐心與技巧，確實可佩。昔日的大藝術家，花了多少心血謹慎的去記錄作品裡的每一個細節，杜勒的水彩畫〈野兔〉，就是流露這種耐心的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但是有誰會因林布蘭特（Rembrandt, 1606-1669）的大象素描較不著重細節，而斷定它比較遜色呢？事實上，他以極少數的炭筆線條，就能讓我們感到大象多皺紋的皮膚，真可謂是天才。

然而最令那些喜愛逼真圖畫的人不快的，倒不是草圖式的素描，而是他們認為畫得不正確的畫──尤其是在他們認為藝術家「應該懂得更多」的現代。在談論現代藝術的場合，仍可聽到對藝術家歪曲自然形象的抱怨，事實上這種歪曲作風並無奧秘，凡是看過狄斯耐影片或連環漫畫的人，都曉得個中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不按實際外貌來描畫事物，卻以各種方法來改變或扭曲它，有時也是對的。米老鼠看起來不太像真的老鼠，可是人們也沒有給報刊寫些憤慨的信，數落它的尾巴長度。走進狄斯耐樂園的人，那會去考慮藝術不藝術的問題，他們會帶著偏見去參觀現代畫展，而觀賞狄斯耐節目時就卸除這種意識武裝了。但是，現代藝術家若按自己特有的方式描畫東西，便會被視為江郎才盡的失敗者。現在，不管我們對現代藝術家是怎麼個想法，我們都要信任他們有足夠的知識來畫得「正確」，假如他們不這麼做，那麼一定有類似華德‧狄斯耐的理由。著名的現代流派先驅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為《蒲豐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書做插畫，他表現一隻母雞與一群毛茸茸小雞的人見人愛手法，的確沒啥毛病可挑剔。但是在畫小公雞時，就不滿意單單表明其外貌，他還要表達出它的侵略性，它的冒失與蠢兮兮的神態。換言之，他訴諸漫畫趣味，然而，這是多具有說服力的一張漫畫！

因此，倘若我們懷疑一張畫的精確性，就該以兩事自問：一是，藝術家究竟有無改變他所見外形的理由──藝術的故事展開來時，我們將有更多的理由。一是，除非我們肯定自己絕對是對的，畫絕對是錯的，否則千萬不要責難一件作品畫得不正確。人都有遽下「真的東西看起來並不像那樣子呀！」這個判斷的傾向，總認為自然萬物的形貌與我們所熟悉的圖畫相像。不久以前有項驚人的發現，可用來說明這一點。世世代代的人都看過馬奔馳，參與過馬賽與打獵活動，欣賞過馬兒衝鋒戰場或追隨獵犬奔馳的畫和體育新聞圖片，而卻沒有任何人注意到，一匹馬跑起來「到底是什麼模樣」。圖畫所顯示的馬，通常都是伸直了腿，全速離地飛去──即如西元1820年法國大畫家傑里谷（Théodore Géricault, 1791-1824）描繪英國艾普遜（Epsom）賽馬場的畫中所示。大約五十年後，照相機的性能已能攝下快速動作的馬匹時，所拍的快照證明畫家和觀賞者以前一直都是錯的。沒有一匹疾馳的馬，是以我們覺得「很自然」的方式來跑動的。正確的情形是：只要腿一離地，就接著踢出下一步了。我們只要稍加思考，即可明白，若非如此，簡直無法前進。可是當畫家著手把這個最新發現的事實投射到畫面上時，大家又抱怨這幅畫似乎有點兒不對勁。

顯然這是個極端的例子，但類似的錯誤並不罕見。我們認為約定俗成的形式或色彩才是正確的，而且也只接受這些約定俗成的東西。小孩子常以為星星一定是星形的，可是自然並非如此；堅持畫裡的天一定要畫成藍色，草一定要是綠色的人，就和這些小孩相去不遠。這種人一看到別種顏色，便會義憤填膺。但當我們設法拋卻綠草藍天這類的浮泛看法，好好注視這個世界，一如探險旅途中剛由另一個星球抵達此地，則會發現萬物往往有最出乎意料的色彩。畫家的感覺，就跟處於這種探險之旅一模一樣；他們欲重新觀察世界，拋棄肉色粉紅、蘋果黃或紅等既定概念或偏見。要擺脫此種先入觀念談何容易，可是一旦藝術家徹底擺脫了這些觀念，就能創作出最令人興奮的作品。我們做夢也想不到自然中有這種嶄新之美，可是這批藝術家卻能教導我們去觀察。跟隨著他們，向他們學習，那麼即使只是隨意向窗外一瞥，也將得到一種奇異的、激盪的心情經驗。

不肯拋棄原來的習性與偏見，是欣賞藝術傑作的最大障礙。我們對那些用不尋常方式呈現慣見題材的畫，總愛批評它「看起來不太對勁」。我們愈熟悉的故事便愈堅信它應該以相似手法來表現。特別是處理與聖經相關的題材，此種情緒越發高昂。大家都知道經典上未曾提及耶穌的長相，也曉得不能拿具體的人類形象來表示上帝本人；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耶穌形象，只是由昔日的藝術家創造出來的；儘管如此，有些人仍然認為違反傳統形式就是褻瀆神明。

其實，以最虔誠最謹慎的態度閱讀聖經的，往往就是藝術家。藝術家企圖為每一段聖經故事塑造出一幅全新的圖畫，他們設法忘掉所有以前看過的畫，苦苦想像著聖嬰躺在馬槽裡，牧羊人來膜拜，或者漁夫開始傳佈福音時，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境。但是一位大藝術家拿前所未有的眼光創造新畫的這番苦心，卻往往使那些不用頭腦的人震驚，甚至引起他們的公憤。從古到今，這種事情可說是屢見不鮮。典型的例子，就曾發生在大膽富於革命精神的義大利畫家卡拉瓦喬（Michelongelo da Caravaggio, 1573-1610）身上。他被指派為羅馬一座教堂的祭壇畫一張聖馬太像；規定畫中的聖人必須正在畫寫上帝的言語──福音，旁邊還得有位賦予靈感的天使。富有想像力而不妥協的年輕人卡拉瓦喬，苦思當一個年邁貧窮的工人，一個單純平凡的人突然坐下來寫一本書時，應該是個什麼模樣。於是他完成了一幅聖馬太圖，禿著頭、赤著髒腳，尷尬地抓著一冊大書，因勉強從事生疏的著述工作，而緊張得皺起眉頭；在馬太身旁畫了一位剛來自天堂的小天使，像老師教育幼兒般，溫柔地引導著工人的手。可是這個教堂的教徒懼怕犯下對聖人不敬之罪，憤怒地拒絕接受，卡拉瓦喬只好再試試。這一次他不冒險了，習慣上，天使和聖人該是什麼樣，他便怎麼畫。他盡量畫得生動有趣，所以結果還是一張好圖，但我們總覺得它比第一張少了些真實誠懇的氣質。

上述故事說明了：因不正確的理由而討厭並批評藝術品的人可能造成怎樣的妨害。更重要的是，這個故事也使人瞭解到，我們稱之為「藝術品」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奧妙的結晶，而只是人類為人類製造的產品而已。一張加上玻璃框子掛在牆上的圖，顯得多麼疏遠！一般美術館大多禁止觀眾去觸摸這些公開陳列的藝術品；而它們原本是該讓人動手撫摸，讓人為它商討、爭論、掛心的。請大家記住，畫裡的每一筆觸都經過藝術家的營思，在一幅畫完成前，藝術家可能百般的更改，或是考慮該在背景上留下或刪去一棵樹，或是為那神來的一筆意外地燦亮了一朵雲彩而愉悅，或因某位顧客的堅持而不情願地插入一些東西。目前在我們博物館和美術館牆上的繪畫或雕像，泰半不是要做藝術來公開陳列的，而是為某一特定場合與目的──當藝術家著手工作時，這目的已存在他內心──而做的。

相反的，我們局外人常常縈繫於懷的美與表現的觀念，藝術家反倒很少提到；雖然不能說沒有例外，但過去多少世紀以來都是這樣，現在情況也是如此。一部分原因是：藝術家通常是容易害羞的人，一想到要用「美」之類的堂皇字眼就感到渾身不自在，談到「表現情緒」及類似的口號更會覺得裝模作樣。他們把這些事情看得很自然，沒有加以討論的必要。這是一個理由，而且看來是一個很好的理由。此外還有一個理由：「美」在藝術家每日思慮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如局外人所想像的那麼重要。藝術家在構思、構圖，或思考是否已經完成一幅畫時，他所思慮的事真難以言辭形容。他可能會說他會擔心做得是否「得當」，也只有在我們明白他那謙虛的字眼「得當」所代表的意義時，才能對藝術家真正追求的東西有初步的瞭解。

我們也許可以從我們自己的經驗中去領悟個中道理。當然我們不是藝術家，我們可能不曾實地去畫一張圖，也可能從沒興起過這念頭。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從未遭遇過這種類似藝術家生命內涵的問題。我急於要證明的是，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一個絲毫不覺得有此類問題──即使是最細微的問題──存在的人。任何人只要試過以花瓶插花，為混合或變換花的顏色，而在這兒加一點，那兒去掉一點的話，就會有奇異的經驗──也許他也弄不清自己想達到什麼樣的和諧狀態，但無形中卻平衡了這些形式與色彩。我們但覺這兒補上一塊紅色，便會整個改觀，或者這片藍本身不錯，可是跟其他的「配」不來，而偶然來一簇綠葉，似乎又使它「得當」起來。「別再碰它，」我們喊著：「它此刻真是無懈可擊。」我承認並非每個人插花時都如此小心翼翼，但幾乎每個人都有他想力求「得當」的事，也許只是想找一條與衣服相配的腰帶，也許只是要求碟中的布丁和奶油的份量均勻。這類事情雖然瑣碎，可是我們覺得太深或太淺的色調都會破壞平衡，唯有在某一關係下才會得當。

我們會批評那些為花、衣服或食物煩惱的人無事自擾，因為我們認為這些事不值得這麼費心。但是這種日常生活中，被視為不好而被壓抑或隱匿的習慣，卻出於藝術國度。藝術家在調配形狀或敷設色彩時，必然是挑剔到極點，他能看出色調與質感間的差別，那是我們難得注意到的。他的工作，比起我們日常生活裡所經驗的，更要複雜得多了。他不僅要調和兩三種顏色、形狀或韻味，還得與數不清的此類問題鬥法。在他的畫布上，可能有成百的色調與形狀，要他去調配到看起來「得當」為止。一塊綠色可能因為與一片強烈的藍色擺得太近，而忽然顯得太黃，──於是他感覺一切都糟蹋了，畫面出現一個刺耳的音符，他不得不從頭來過。他為這問題苦惱，或者會思慮得徹夜不眠，整天站在畫前，想辦法在這兒或那兒加一筆色彩，然後又擦掉──雖然你或我可能不會去注意這兩者有何不同。而只要他一成功，我們無不感覺他成就了一件不能再增減一分的東西，一件得當的東西──在我們這個不完美世界上的一個完美典型。

茲以拉斐爾（Raffaello Santi Raphael, 1483-1520）的聖母像之一〈草坪上的聖母〉為例。無疑地，這幅畫美麗動人；人物畫得叫人欽羨，聖母凝視小孩的表情真扣人心弦。但是只要我們看看拉斐爾這幅畫的草圖，我們便可知道這些表情、筆觸並不是最讓他傷腦筋的，這部分他輕而易舉便達成了。他一再努力想掌握的，是人物間的得當平衡，是使整個畫面達到最和諧狀態所需的得當關係。由左邊角落的速寫，可知他想讓聖嬰走開，再向後上方看著聖母，他試著將母親的頭部安於不同的位置，以呼應嬰兒的動作。隨之又決定把聖嬰整個轉過來，令祂往上瞧著聖母。接著又試另一畫法，引進了小聖約翰，但是不讓聖嬰看她，卻叫祂轉頭望向圖外。然後再採用幾種別的畫法。最後，顯然變得不耐煩了，把聖嬰的頭試過好幾個位置。在他的速寫裡有好幾頁同樣的素描，他反覆研究如何能使這三個人居於最均衡的狀態。若我們再看看他的成品，便會發現他畢竟達成目標了。畫中每一部分，好像都占對了位子；拉斐爾經過艱苦工作所獲得的姿態與和諧，似乎自然天成，得之毫不費力。然而叫聖母之美更美，叫嬰兒之可愛更可愛的，就是此種和諧的作用。

看到一位藝術家這樣奮力的求取得當的平衡，實在是件奇妙而感人的事。但如果問他為什麼這樣做或那樣改的話，他可能無以奉告，他並不遵循某一固定規則，而只是自有心得。某些時期，還真有一些藝術家或評論家，企圖確立一些藝術法規。結果往往是這樣的──拙劣的藝術家嘗試運用這些法規，無一無所成而傑出的大師打破法規，反倒造就一種前人所未思及的新和諧。英國畫家藍諾茲（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正在皇家學院對學生解釋，不該把藍色畫在前景，而應盡在遠處的背景，地平線上漸漸消隱的山丘上。此時他的對手蓋茲波勒（Thomas Gainsborough, 1727-1788），卻想要證明這種學院法規大部分是無聊的，便畫了著名的〈藍色男孩〉，男孩的藍衣位在圖書中央前景，凱旋式地突出於背景的暖咖啡色中。

要設定藝術規則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無從預知藝術家希望達到什麼效果。或許，他甚至於要來個尖銳刺耳的音符，才覺得「得當」。正由於沒有規則能告訴我們，什麼樣的畫或雕像才算得當，因此要用言辭精確地解釋為何那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通常是做不到的事。但那並不表示每一件作品都一樣好，也不代表不可以討論有關人的鑑賞力的事情。這類的討論要求我們觀察圖畫，愈觀察便愈注意到以前忽略之處。漸漸地，就能培養出數代藝術家用心臻至的那種和諧感受，這種感受越靈敏，便越能欣賞。「每個人審美觀不同，因此不須互相爭辯。」這話也許不錯，但不要抹殺了另一件事實──我們可以培養更高度的鑑賞能力。這又是一個誰都能以日常生活經驗來驗證的問題。對不習慣喝茶的人而言，一種攙混法可能跟另一種的味道完全一樣。然而他們若有閒暇、意願與機會去探索個人風味，或許會成為真正的「行家」，能夠準確地挑出自己偏愛的品種和調混法；而後這方面的廣博知識，定會被應用到其他需要精選細配的混合物上，因而更增加他們的生活樂趣。

大家公認，藝術鑑賞力要比食物或飲料的複雜多了。它不光是去發現各種微妙滋味芳香的問題，而是更嚴肅更莊重的事情。大師們為了傑作，都是全力以赴，受過苦難，流過血汗，當然有權力要求我們至少試著去瞭解他們所要表達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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