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架空歷史」（uchronie）這個詞由哲學家查爾斯．雷諾維葉（Charles Renouvier）於十九世紀末提出之後，一種存在已久的文學種類從此有了名稱。這種文學的內容並不在於想像一個理想社會，藏在某個虛擬地方，或從未來出現；而在於設想，如果歷史在某個特定的時刻，走上另一條不同的道路，致使事件的發展出現「短路」，那麼，這個世界會以何種樣貌呈現。各國政權其實都是善於虛構的偉大「作者」，一直都喜歡竄改歷史，開先河者即為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下令焚毀所有史書，想必是因為那些書讚揚前朝的豐功偉業。歷史與時間應該要從他的時代起算，而且只能從他開始……很久之後，在拿破崙一世的要求之下，畫家大衛在加冕圖上添加了皇帝的母親，但其實她在加冕典禮上缺席。再看看大家較熟知的卡廷大屠殺（Massacre de Katyn）［注1］，直到經濟改革重建期（perestroïka），克里姆林宮仍始終嫁禍給德國納粹。無論獨裁與否，當權者常試圖將歷史切分成片段，多多少少，暗中將各種事件移花接木，以顯示我們是多麼仰賴著他們才有美好的今天。只要想想時不時冒出頭來的那些否定主義者（négationnistes）和神創論者（créationnistes）［注2］就能明白：重建過去不僅僅是擺脫過去。

作家則明顯地做得更絕。他會將歷史斷章取義，強行插入自己製造出的括弧內容。「時間，是不動永恆之動態影像。」盧梭寫道。時間是作家的首要題材，與文字結合之後，偶爾產生出一種奇怪的合成物，稱之為文學。然而，文學為什麼要固定某段時間範圍，利用「架空歷史」的概念？為什麼要寫下《Parij》這部以一九四四年為歷史分歧點的小說，說一個紅軍成功推進到巴黎的故事？這部小說初版問世距今已十年，直到現在，我才真的想到這個問題。我努力避免去寫一篇寫實的文字，例如把背景放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間的柏林。柏林已經太為人所熟悉，從某方面來看，已被歷史淡化，對一本這樣的小說而言，並不很適當。我先前發表過一篇文章〈最惡實驗室〉（Les Laboratoires du pire），探討極權主義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希望用虛構小說的方式，再次探索這個領域。主角應該要是一位知名大作家，或者，說得更確切些：他遺失了手稿。我的想法是去比較，身在分隔兩個文明的圍牆這邊和那邊時，文學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自然而然的，小說進駐人稱「光明之城」的都市，將城市一分為二；而那裡自古以來習慣自由，與所有極權主義唱反調。

弔詭的是，獨裁政權追蹤書寫，試圖駕馭，正因不敢掉以輕心，反而顯得十分尊敬重視。主政當局承認文字之豐功偉業及不可輕忽的威力。幾百公尺之外，圍牆的另一邊，在巴黎的「自由區」，文字書寫引發的反應只比冷漠好一點。文學頂多是眾多消遣之一。以自由之名，人們偶爾會把自由放在某種奇怪的用途上……書寫《Parij》之時，我發現自己的興趣逐漸遠離獨裁的東城，放棄斯巴達，選擇雅典。中心人物不再真的是大作家莫爾凡，而是負責監視他信件往來的探員諾維爾。很快的，後者將被夾在斯巴達和雅典之間，搖擺不定，難以抉擇。我借用了間諜小說常出現的俗套，刻意把玩，在敘述中處處布下傳聞軼事及「東歐國家」的稗官野史。在官方機構裡與頭號人物交手的莫爾凡，是伊斯梅爾．卡達萊（Ismaïl Kadaré）。［注3］當時，在走史達林路線的阿爾巴尼亞，卡達萊正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室找資料，籌寫小說《極度孤寂之冬》（L’Hiver de la grande solitude），而且始料未及地認識了恩維爾．霍查（Enver Hodja）。［注4］莫爾凡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在東歐國家飽嘗噓聲倒采，則頗有一點鮑里斯．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注5］的影子。這位作家曾長期遭受大規模毀謗。諸如此類。在今日，這一切宛如二十世紀版的《功勛之歌》（chanson de geste）［注6］情節。在蘇聯帝國瓦解後十五年，西方吞噬了東方；寫作普遍平庸，書本淪為一種產品，與各種產品無異，這是文學工業化後的必然現象。就這一點而言，一九九六年寫成的《Parij》，很顯然的，純屬現實。

艾力克．菲耶

二○一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