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邊緣的旅館

李亨利站在那裡，巴拿馬旅館的騷動讓他看呆了。開始時只是一群好奇的圍觀者盯著一支電視新聞小組人員，如今規模卻擴大成為一堆有禮貌的群眾，購物者、觀光客和幾個看起來像龐克的街頭少年，全都在猜測這是件什麼大事。亨利站在人群當中，一手提著幾個購物袋，感覺自己像從一場遺忘已久的夢境中醒來，一場他小時候做過的夢。

這個古老的西雅圖地標，他這輩子來過兩次。第一次他才十二歲，是很久以前的一九四二年——也就是他喜歡稱作「戰爭歲月」的時候。即使在那時候，這間古老的單身旅館就已經像是介於西雅圖中國城和日本町之間的門戶了，而這兩個地方是一場舊世界戰爭的前哨站——這裡的中國移民和日本移民鮮少交談，他們出生於美國的孩子卻經常一起在街上玩「踢罐頭」遊戲。這座旅館一向是個絕佳的地標。一個絕佳的會面地點——他就曾在這裡與一生的摯愛會面過。

第二次就是今天了。時間是一九八六年——什麼？都四十多年啦？當歲月飛進回憶中，他已經不再計算時間了。畢竟，在來這裡的一前一後兩次中間，他也過了一場人生。一樁婚姻。生了個不知感恩的兒子。癌症，和一場葬禮。他想念妻子艾瑟兒，她已經走了六個月。但是儘管這話聽起來不應該，他卻沒有大家認為的那麼想念她。其實還比較像是安靜的鬆了一口氣。這樣說很糟糕對不對？可是她的健康一直不好——不，比不好還糟。她骨頭裡的癌徹徹底底的擊垮了人，擊垮了他們兩個人，他想。

過去這七年裡，亨利餵她吃東西、替她洗澡，在她必須去廁所時扶她去，上完再扶她回來。他日日夜夜的照顧她，就像近來人家說的，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他兒子馬悌認為應該讓母親住進療養院，但亨利是絕對不肯的。「只要我活著就休想。」亨利反對，不只因為他是中國人（雖然這是他反對的一部分原因）。中國儒家的尊親孝道不是亨利這一代人能輕易丟棄的文化包袱。他從小所受的教養要他親力親為的照顧心愛的人，送到療養院是不可以的。兒子馬悌永遠也不會明白的是，在亨利的生命深處，有一個艾瑟兒身形大小的洞，沒有了她，他只能感覺到孤寂的一陣風吹來，冷冽刺骨。這些年不知不覺也就過去了，像鮮血從一個永遠癒合不了的傷口汩汩流出。

如今她永遠離開了。她必須土葬，亨利心想，這是傳統中國的葬禮，有祭品、有壽衣和連著幾天的誦經儀式——雖然馬悌一心想要火葬。他實在太「現代」了。馬悌去看心理諮商師，還透過一個線上支援團體調適母親過世的衝擊，不管這線上支援團體是個什麼玩意。上線聽起來像是在跟空氣說話，亨利可是在……在真實生活中有些親身體驗的。是很寂寞的。幾乎像是埋葬艾瑟兒的「湖景墓園」一樣孤寂。現在她有華盛頓湖的美景可以看，相伴的還有西雅圖的中國名人，例如李小龍和他的兒子李國豪。不過到頭來他們還是各占一個單人墓。永遠獨自一人。你的鄰居是誰也無所謂。反正他們也不會回話。

夜幕果真降下時，亨利會和妻子聊天，問她這一天過得怎樣。當然她從來也沒答他話。「我可沒發瘋什麼的，」亨利會對著空氣說：「只是我的想法不死板。你永遠也不知道有誰會在聽。」然後他就忙著修剪蒲葵或萬年青的葉子——這些室內盆栽的棕色葉子無異招認他已疏於照顧好幾個月了。不過現在他又有時間了。有時間去照顧會日益茁壯的東西，與他之前照顧的有些出入。

不過，偶爾他也會尋思統計數字的事。倒不是奪走愛妻艾瑟兒的癌症死亡率。他是想到他自己，以及根據某個壽險統計表所估算的在世時間。他才五十六歲——依他自己的標準看來還是個年輕人。不過他在《新聞周刊》上看過報導，說像他這般年紀的喪偶者健康一定會走下坡。也許生命的確已經在倒數計時了？他也不確定，因為艾瑟兒一走，時間就開始緩慢下來，不管有沒有倒數。

之前他同意波音公司的優退計畫，所以現在有的是時間，卻沒有人跟他共享時光。沒有人跟他在涼爽的秋天夜晚走到「萬禧餅家」買胡蘿蔔口味的冰皮月餅。

這會兒他在這裡，獨自站在一群陌生人當中，介於不同人生之間，再次站在巴拿馬旅館石階下。他走上有裂痕的白色大理石階，這白色大理石使得旅館看起來還比較像是一幢裝飾藝術風格的中途之家。這棟建築也和亨利一樣，似乎夾在不同世界之間，動彈不得。不過亨利仍然感到緊張又興奮，就像他還小時每次走過這裡一樣。他是在市場聽人說，才從南傑克森街的錄影帶店漫步過來。起先他看到人群越聚越多，還以為這裡發生什麼意外。但是他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沒有警笛聲，也沒有閃個不停的亮光。就只是人們移向巴拿馬旅館，像潮水湧出，拖著他們的腳，一步步將他們推向前。（待續）
亨利走過去時，看到又有一組新聞人員抵達，就跟著他們走進去。不愛被攝影機拍到的旁觀者有禮貌的退開，人群就讓出一條路來。亨利緊跟在後頭，拖著腳步走，以免踩到人或是被人踩到，也感覺到人群在他身後又聚合起來。在台階最上面，剛進大廳的地方，旅館的新主人宣佈：「我們在地下室發現一些東西。」

發現什麼？一具屍體嗎？不對，如果旅館是犯罪現場，這裡就會有警察在現場圍起封鎖線了。也許是他們發現某種製毒工廠？

旅館在新買主買下以前，從一九五○年起就用木板封起來了，而在之後的那些年裡，中國城變成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各幫派「堂口」。南金街以南的街區白天有一種迷人的破爛風味——觀光客抬眼細看來自另一時代、有「卵錨花飾」的建築時，通常都忽略了人行道上的垃圾和蛞蝓爬行痕跡。而戶外教學的孩童們穿戴著五顏六色的外套和帽子，兩人一組牽著手走著。他們讓鼻子帶著走，來到櫥窗裡烤鴨發出的香味和令人垂涎的景象前，烤鴨像是掛著的紅色蠟筆，在陽光下融化。但是到了晚上，街上待著和巷弄裡出沒的，卻都是毒販和賺皮肉錢的枯瘦中年流鶯。

想到這個他童年時的崇拜對象竟權充起毒窟，讓他哀傷而痛心。從他握住艾瑟兒的手，看著她緩慢吐出最後一大口氣之後，他還沒有感受過這樣的哀傷。
珍貴的事物似乎就這麼消失，再也不能擁有了。

他摘下帽子，用磨光的帽沿給自己搧風，這時候人群往前推，從後面推擠過來。閃光燈亮了起來。他踮起腳跟，眼光越過面前那個高高的新聞記者的肩膀看過去。

新的旅館主人是個纖瘦的白種女人，比亨利年輕些許，她走到石級上面，手裡拿著……一把雨傘？她把傘撐開，亨利心跳也加快了，因為他看到那是什麼了。那是一把竹製的日本傘，鮮豔的紅白兩色，上面還畫了看起來像是大金魚的錦鯉。旅館主人轉動這把看起來很嬌弱的藝品給攝影機拍攝，抖落了一層灰塵，灰塵短暫漂浮在空中。又有兩個男人抬上來一個扁行李箱，箱子上貼著外國港口的貼紙：「東方海軍上將航運公司」航自西雅圖、橫濱、東京等港口。行李箱側邊有一個Shimizu（清水）的名字，是大大的手寫白色字母。他們把箱子打開來，給好奇的群眾看，裡面有衣服、相簿和一個舊電鍋。

旅館的新主人解釋說，她在地下室發現了三十七個受迫害並且被迫遷走的日本家庭的物品。他們的物品藏在這裡，從沒有人發現——這裡可以說是一個「戰爭歲月」的時間膠囊。

亨利靜靜的盯著一小批裝貨的板條箱和皮箱被拖上樓，圍睹群眾紛紛對著箱裡那些曾經珍貴一時的物品稱奇：一件白色的「初領聖體」禮服、黯淡無光的銀燭臺、一個野餐籃，這些物品都積了灰塵，四十多年來沒有人碰過。保存它們是為了一個更快樂的時候使用，而那個時候永遠也沒有到來。

亨利越是想到這些陳舊的小玩意兒、這些被遺忘的寶物，就越是懷疑自己那破碎的心會不會也在這裡可以找到，就掩藏在那些沒人領取的另一個時代的物品中間。封存在一棟報廢的旅館地下室裡。遺失，卻永遠沒被遺忘。

李馬悌（一九八六年）

亨利離開巴拿馬旅館的群眾，走向他在碧根山的家。他家沒有遠到能夠擁有俯瞰瑞年街的美景，而是在中國城外頭附近比較便利的地區。一幢平實的三間臥房的房屋，還有地下室——過了這麼多年，仍然沒有完成。他本想趁兒子馬悌離家上大學的時候把地下室弄完，但是艾瑟兒的病情卻惡化了，他存下的急用錢就全花在大筆醫藥開銷上，而這開銷就像傾瀉而下的洪流，持續了幾乎十年之久。快到最後時，政府的醫療補助及時到來，本來甚至還可以支付療養院費用的，但是亨利堅守他的結婚誓言：照顧不論健康或罹病的妻子。何況，誰會想要在看起來像座人人都在等死的監獄般的政府機構裡度過生命中最後的日子？

他還沒來得及回答自己的問題，馬悌就在大門上敲了兩下，直接走進來，隨意一句「還好嗎，爸？」打了聲招呼，就立刻朝廚房走去。「我馬上走，不用起來啦，我只是要喝點東西——我從『國會山』一路走回來——運動運動，你知道，你自己也該考慮做點運動了，我想你從媽走了以後胖了一些。」

亨利看看自己的腰圍，按了電視的靜音鈕。他一直在看新聞有沒有提到今天在巴拿馬旅館的發現，卻沒有聽到任何報導。今天新聞一定是太多了。他的大腿上擺了一疊舊相簿和幾本學校畢業紀念冊，上頭有些髒污，還有霉味，這是西雅圖濕氣造成的，這濕氣也讓亨利那永遠沒完成的地下室水泥板冰冰涼涼的。（待續）
葬禮過後他和馬悌就沒有怎麼說過話。在西雅圖大學主修化學的馬悌仍舊忙碌，這一點是好的，似乎可以讓他遠離問題。但是大學似乎也讓他遠離了亨利的生活，艾瑟兒在世的時候這還可以接受，因為他和馬悌會為照顧她的事情爭執，但是如今它卻讓亨利生命中的那個洞更大了——就像是站在峽谷的一邊大喊，然後一直在等那永遠也不會傳來的回音一樣。馬悌要是真的過來，似乎也只是為了洗衣服、給車打蠟，或是向他要錢——他一向都會給，從沒有露出厭煩之色。

如果照顧艾瑟兒是亨利的第一場戰爭，那麼幫馬悌付大學費用就是他的第二場戰爭。雖然有一筆小小的助學金，馬悌仍然需要學生貸款來付學費，但是亨利選擇從波音公司優退，好全天照顧艾瑟兒——表面上，他名下有很多錢。他看起來就是十足的富有人士。在貸方看來，馬悌家的存款可不少；不過貸方可沒在付醫藥費啊。等到他母親過世，剩的錢剛好付一場還算體面的葬禮費用，而馬悌還認為這筆費用不必要。

亨利也懶得告訴馬悌二胎貸款的事——他在學生貸款快要用完時拿這筆錢讓他念完大學。為什麼要讓他擔心呢？為什麼要給他壓力？讀書已經夠辛苦啦。和任何好父親一樣，他要給兒子最好的，即使他們沒那麼常說話。

亨利凝視著提醒他自己舊日學校時光的褪色照片，尋找一個他永遠不會找到的人。我試圖不要活在過去，他想，但是誰知道呢，有時候是過去活在我身上。他把目光從照片上移開，看到馬悌拿著一個高玻璃杯的冰綠茶漫步過來。他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然後移到他母親那破損的假皮躺椅上，躺椅正對著亨利，看到有人……任何人……坐在艾瑟兒的位子上，他感到好受一些。

「這是最後的冰茶了嗎？」亨利問。
「沒錯，」馬悌回答，「我把最後一杯留給你，爸。」他把茶杯放在亨利旁邊一個玉做的杯墊上。亨利終於明白，他讓自己在葬禮後幾個月中變得有多老又多刻薄了。其實不是馬悌，是他——他需要多出去走走。今天已經是個很好的開始了。

即使如此，亨利卻也只能含糊說了聲「謝謝」。
「對不起，最近我都沒過來——期末考簡直要我的命，加上我不想浪費你和媽辛辛苦苦賺來送我進大學讀書的錢。」

這時聲音吵人的舊暖爐關了，房裡變冷，亨利卻覺得臉上因為愧疚而漲紅。
「事實上，我帶來一個小東西，表示我的謝意。」馬悌給他一個鮮紅的紅包袋，正面還印有浮凸金字。

亨利兩手接過這個小禮物。「這是個壓歲錢紅包——你要還我錢？」
他兒子微笑著，抬了抬眉毛。「可以這麼說。」

這是什麼東西已經不要緊了。兒子的體貼周到讓亨利變謙虛了。他摸了摸金色封印。上頭是中國字「福」。裡面是一張摺起來的紙條，馬悌的成績單。他得到四．○的高分。

「我以『最優等』榮譽畢業，也就是我的成績最優異。」
一陣沉默，只有電視靜音的電波滋滋聲。
「你還好嗎，爸？」

亨利用他那隻長老繭的手背擦了擦眼角，「也許下次我要向你借錢了。」他說。
「如果你想完成大學學業，我很樂意先提供你一些錢，爸——我會讓你申請到獎學金。」

獎學金。這個詞對亨利而言有特別的意義，不只是因為他沒有念完大學——不過這或許也是部分原因。一九四九年，他從華盛頓大學休學，去做繪圖學徒。波音公司提供的計畫是一個大好機會，但是在心裡深處，亨利清楚自己休學的真正原因——痛苦的原因。他無法融入環境。那些年留下來的一種孤立感。不完全是同儕壓力，比較像是同儕排斥。

當他低頭看著六年級的紀念冊時，他想起學校裡每件他的愛恨事情。奇怪的面孔在他思緒中一遍又一遍的出現，像一部舊新聞片。校園敵人那些不懷好意的眼光，和他們在紀念冊照片中無邪的笑容形成多麼刺眼的對比。在大張全班照旁邊有一欄，列出一份名單——所謂「未拍照」者。亨利發現他的名字也在其中。他的確不在那一排又一排微笑的孩童中，但是他當天是有到場的。一整天都在。（待續）
我是中國人（一九四二年）

十二歲時，李亨利就不跟父母親說話了。不是因為愚蠢的小孩子鬧彆扭，而是因為他們要他這麼做。至少他是這麼覺得。他們請他——不是，是叫他——不要說他們的本國語言中文。當時是一九四二年，他們拚命要他學英文。而當他父親在他學校襯衫上別了一枚寫著「我是中國人」的胸章時，卻只讓他更為困惑。這種對比似乎很荒謬。這根本沒有道理嘛，他想。父親的自尊心終於占了上風。

「我不懂唉？」亨利用標準的粵語問。
他父親給了他一巴掌。其實比較像是輕輕的拍拍臉，要讓他注意。「不准再說了。只能說你的美國話。」他說出來的是洋涇濱式英語。

「我不明白。」這回亨利用英語問。
「啊？」他父親問。
「如果我不能說中國話，那我為什麼要戴這個胸章？」

「啊，你說？」他父親回頭望著從廚房探出頭來的母親。她投給他一個困惑的眼神，只聳了聳肩，又回去煮飯了，從味道聞起來是在做馬蹄糕。他父親再轉回頭，手往後揮了揮，趕他去上學了。

既然亨利不能用粵語問話，父母親又幾乎聽不懂英語，他就讓這件事算了，拿了午餐和書包就走下樓梯，進到西雅圖中國城那鹹腥的空氣中。
整座城市在早晨活了過來。穿著沾上油腥的T恤的男人拖著裝石斑魚的板條箱和半埋在碎冰裡的象拔蚌的桶子。亨利從旁走過，一邊聽著這裡的人用一種連他也聽不懂的中國方言彼此吼叫。

他繼續在傑克森街上往西走，走過一輛鮮花車攤和一個賣幸運彩券號碼的算命仙，而不是往東朝中文學校的方向走去，中文學校距離他和父母同住的公寓二樓只有三個街區。他每天早晨的反向行走使他迎向幾十個和他同樣年紀的小孩，他們全都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白鬼！白鬼！」他們用中文大喊。不過有些人只是對他又指又笑。這個詞通常是指白人的，而且也要他們真的值得這麼罵才行。有幾個小孩倒是同情他，那些人是他以前的同學和朋友。是他一年級就認識的了，像是法蘭西絲．龍和哈洛德．邱。他們就只是叫他「凱斯伯」，說他是「友善的小鬼」（譯註：卡通片《鬼馬小精靈》原名即是「友善的小鬼凱斯伯」）。就卡通人物來說，這稱呼還不算太糟，至少不是「赫曼和凱尼」這對大貓和老鼠。

也許這個就是為了這種事才戴的，亨利心想，一邊看著寫著「我是中國人」的胸章。多謝啦，老爸，既然你要搞這些，為什麼不乾脆在我背上掛個牌子寫著「踢我」算了？

亨利加快腳步，終於過了街角要往北走。在他走路到學校的半路上，他總會先在南金街的鐵拱門旁停下來，把他的三明治給薛爾頓。薛爾頓是個薩克斯風演奏者，年紀是亨利的兩倍，在街角為遊客演奏，兼零錢兌換。波音公司這裡雖然經濟起飛，像薛爾頓這樣的本地人卻似乎沾不到繁榮的邊。他是個文雅的爵士樂手，然而他的貧窮和音樂才華倒沒什麼關係，反而和膚色有關。亨利是立刻就喜歡上他了。不是因為他倆都是被排斥在外，不過如果他認真思索這件事的話，這或許有一些道理——不是的，他喜歡他是因為他的音樂。亨利不知道什麼是爵士，他只知道那是他父母親不聽的東西，而這使他更喜歡它了。

「胸章不錯喔，年輕人。」薛爾頓一邊打開樂器盒準備上午的表演一邊說：「這是不賴的主意，在『珍珠港事件』之類的情況下。」
亨利低頭看著襯衫上的胸章，他已經都忘記了。「這是我爸爸的主意。」他嘟囔著說。他父親痛恨日本人，不是因為日本人炸沉了美國軍艦「亞利桑那號」，而是因為他們過去四年裡連續轟炸重慶市。亨利的父親從沒去過那裡，但是他知道這個蔣介石的臨時首都已經成為歷史上被轟炸得最慘重的城市。

薛爾頓讚許的點點頭，拍了拍掛在亨利書包上的錫盒。「今天午餐是什麼？」
亨利把午餐盒遞給他，「老樣子。」一份雞蛋橄欖三明治、胡蘿蔔條和一粒粗梨。至少他媽媽還夠好心，給他帶美國式的午餐。
薛爾頓笑了，露出一顆好大的金牙。「謝謝你呀，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

從亨利就讀瑞年小學的第二天起，他就把午餐給薛爾頓吃了。這樣比較安全。當兒子被葉思勒街那頭全是白人的學校收為學生時，亨利的父親明顯的非常興奮。那是亨利雙親一個驕傲的時刻。他們在街上、在市場、在星期六會去玩賓果和打麻將的「秉公堂」跟朋友說個不停。「他們給他獎學金，讓他打工。」這是他唯一聽父母說過的英文。

但是亨利的感覺，卻離驕傲遠得很呢。他的情緒早就越過恐懼，而到達單純要掙扎求生存的程度。這也就是為什麼從上學第一天查茲．普瑞斯頓要吃他的午餐揍了他一頓以後，他就把午餐送給薛爾頓的原因。況且這筆交易他還能有相當不錯的利潤，也就是每天回家時到薛爾頓的樂器盒裡摸一枚五分銅板。亨利會用他新發現的午餐錢每個禮拜買一朵母親最喜歡的香水百合給她——為了沒有吃她用愛心準備的午餐而感到有些愧疚，不過每次都用花朵補償。

「為什麼要買花？」她會用中文問他。
「今天每樣東西減價有特價。」他會用英語編造藉口，想要搪塞過去，還要解釋他去市場跑腿似乎多帶了零錢回來的原因。他很快的說，深信她根本來不及聽清楚。她的困惑神情會化成滿意的接受，這時她就會點頭，並把零錢放進錢包。她幾乎不懂英語，但是亨利看得出來她很欣賞他看似具有的討價還價本事。

要是他在學校的問題也這麼容易解決就好了。
對亨利來說，獎學金和學業沒什麼關係，反倒是和工作有很大的關係。幸運的是，他學會迅速工作。他必須如此。尤其是他在午餐前的工作——因為他總是早十分鐘離開教室。這時間只剛好夠走到學生餐廳，然後穿上一件長過膝蓋、漿過的白色圍裙，給其他孩子分菜。

這幾個月來，他已經學會閉上嘴，不理會吵嚷搗蛋的事，尤其是像威爾．惠沃斯、卡爾．帕克斯和查茲．普瑞斯頓這些愛欺負人的惡霸。

負責午餐的貝蒂太太也不能幫上什麼忙。她是亨利最喜歡的美國字之一「寬闊」的一個胃脹氣、戴髮網的解釋。她是親「手」做菜的，用她那雙骯髒、皺紋滿佈的手去量出所有東西。她粗厚的前臂就是她從不用電動攪拌器的證據。不過，就像狗不會在狗屋裡拉屎一樣，她也從不吃自己做的成品。她總是自己帶午餐。只要亨利一繫上圍裙，她就摘下髮網，帶著午餐桶和一包Lucky Strike菸消失不見了。

在學生餐廳打工賺獎學金，意謂亨利從沒辦法休息。最後一個學生吃完後，他才終於能在儲藏室一個人吃點罐裝水蜜桃，周圍是高高堆疊的番茄醬汁和什錦水果罐頭。（待續）
升降旗（一九四二年）

亨利不確定哪件事比較沮喪，是學校餐廳裡沒完沒了的奚落，還是他和父母親住的小小公寓裡那尷尬的沉默。不過，一到早晨，他總會想在進行例行事情之際充分利用家中的語言障礙。
「早安。」他父母用粵語和他打招呼。

亨利微笑，然後用他的最佳英語回答：「我要在褲子裡撐雨傘囉。」他父親肅穆地點頭表示讚許，彷彿亨利引述某個深奧的西方哲學語句。太好了，亨利心想，這就是你把小孩送去拿獎學金打工的回報。他忍住笑，吃著一小碗堆得高高的糯米飯，飯裡面有豬肉和木耳。他的母親在一旁看，似乎知道他想做什麼，即使她並不明白那些字眼。

那個早晨，亨利繞完街區，朝著瑞年小學的大門台階走去時，他注意到班上兩個熟面孔已經被指派升旗責任。這個工作是所有六年級男生，甚至有幾個女生羨慕的，但是女生不准做這件工作，而亨利不知道原因。

第一次打鐘以前，這兩個男生就要把國旗從辦公室那個三角架子拿出來，走向學校前方的旗桿。他們會在旗桿那裡小心謹慎地把國旗展開，絕對不讓旗子的任何部分碰到地面，因為像這樣褻瀆了的旗子是要立刻燒毀的。反正聽說是這樣的，不管是亨利或是任何小孩都不記得真有這種事情發生過。不過這個威脅已經是傳奇了。他在心裡想像身體結實、扯著喉嚨說話的大塊頭西佛伍德副校長在停車場燒國旗，一堆驚駭的教師在旁觀看，然後把帳單寄到笨手笨腳闖了禍的學生家裡。他的父母親一定會羞愧得只得搬到郊區，改名換姓，不讓任何人找到。

不幸的是，負責升旗的查茲．普瑞斯頓和丹尼．布朗在短期內卻都不太像會搬走，不管他們做出什麼事。他倆都是出身當地望族。丹尼的父親是律師或是法官或是什麼，查茲的家族在市中心擁有幾幢公寓大樓。丹尼當然不是亨利的朋友，不過查茲才是真正的威脅。亨利總覺得查茲以後會當起他家族的收帳員。他喜歡恐嚇別人，壞到連其他校園霸王都怕他。

「嘿，東條，你忘了向國旗敬禮。」查茲大喊。
亨利假裝沒聽到，繼續朝台階走去。為什麼他父親認為讀這所學校是這麼了不起的主意，亨利永遠也不知道。他從眼角瞄到查茲把國旗綁上，不慌不忙朝他走來。亨利走得更快了，朝著學校的安全地帶走去，但是被查茲攔住。

「喔，對了，你們日本人是不向美國國旗行禮的，對吧？」
亨利不確定哪一種比較糟，是做個中國人而被找碴，或是被當成日本人而被罵。雖然日本首相東條因為敏銳的法學家心思而被稱作「剃刀」，亨利卻希望當他的同班同學針對「黃禍」大發議論的時候，他能夠敏銳得躲在家裡不去學校。他的老師渥克太太很少和他說話，她也不阻止這些不妥當也不應該的言論。而且她連一次也沒有叫他到黑板上去算數學題過，她以為他聽不懂英語——雖然他進步的成績必定可以提醒她，最起碼有一點點提示。

「他不會跟你打的啦，他是個黃種膽小鬼。況且，隨時都會打第二次鐘。」丹尼譏諷亨利，走進學校。
查茲卻沒有動。

亨利抬頭看看擋住他去路的惡霸，但是一句話也沒說。他已經學會閉上嘴。大部分同班同學都不理他，少數總愛欺負他的人看他沒反應也就覺得沒趣了。這時他想到父親要他戴的胸章，就指給查茲看。

「『我是中國人』，」查茲大聲念出來。「對我沒什麼差別，小東西，你們還不是不過聖誕節，對吧？」
第二聲鐘響了。

「呵，呵，呵。」亨利回答。為了閉嘴，我受多大的罪呀，亨利心想。我們還真的過聖誕節呢，還有中國新年的「春節」。不過，不，「珍珠港紀念日」不是歡慶的日子。

「算你運氣好，我不能遲到，不然我就會丟掉升旗的工作。」查茲說，然後他做了個要刺向亨利的假動作，亨利沒有退縮。他看著這個惡霸後退，走進大樓。亨利終於吐了一口氣，走在空盪的走廊上，朝渥克太太的教室走去，教室裡她責怪他遲到——要他課後留校一小時。亨利一句話也不說就接受處罰，甚至看也沒看一眼。（待續）
惠子（一九四二年）

那天下午亨利走到學校廚房，那裡有個新面孔，不過因為那張臉轉向一堆沾了甜菜的餐盤，所以他不太看得到那張臉。不過明顯可以看出是個女生，可能跟他同年級，個子跟他差不多，臉被她長長的瀏海和一綹綹垂在臉龐周圍的黑髮遮住了。她用冒著蒸氣的熱水沖餐盤，再把餐盤一個一個擺放在盤架上。當她慢慢轉向亨利時，他注意到她細長的顴骨、完美的皮膚，光滑而沒有滿佈在學校其他女生臉上的雀斑。但是他最注意的是她溫柔的灰褐色眼睛。有一段很短的瞬間，亨利發誓他聞到某種味道，像是茉莉花，香甜而神祕，但卻淹沒在廚房的油膩味道中。

「亨利，這是惠子（日文Keiko，音為「凱可」）。她才轉學到瑞年，她是從你們那一帶的城裡來的。」負責午餐的貝蒂太太似乎把這個女孩看成另一件廚房機器，丟了件圍裙給她，把她推到餐檯後面的亨利旁邊。「哎喲，我打賭你們還有親戚關係呢，對不對？」這話他聽了有多少次啦？

貝蒂太太一點時間也不浪費，掏出一個Zippo打火機，一隻手點了根菸就拿著午餐晃出去了。「等你們都弄完了再叫我。」

就像大多數同年齡的男生，亨利喜歡女生，但是他卻不肯承認——或是讓任何人看到，尤其是在有其他男生在場時，因為他們全都想要表現得蠻不在乎，彷彿女生是某種奇異的新品種。因此，雖然他做出看似很自然的事，就是盡量表現得漠不關心，但是他私底下卻很開心廚房裡有一張友善的臉孔。「我叫李亨利，住南金街。」

這奇特的女生輕聲說：「我是惠子。」
亨利很納悶為什麼以前沒在附近看過她，也許她家才剛搬過來。「凱可是什麼名字呀？」

一陣停頓。然後午餐鐘響。大廳那頭是一陣砰砰的關門聲。
她將長長的黑髮用兩手分抓成等量的兩把，用緞帶綁起。「岡部惠子。」她說，一邊繫好圍裙，等待反應。

亨利驚呆了。她是日本人。她頭髮往後綁了以後，他就看得很清楚了。而她看起來很尷尬。她在這裡做什麼？

亨利日本朋友的總數，英文念起來和「英雄」的英文押韻（譯註：也就是「零個」〔zero〕）。因為他父親不准他交日本朋友。父親是個中國民族主義者，當年也是狂熱份子，根據亨利母親的說法。在他十三、四歲時，父親還曾在著名的革命份子孫逸仙醫師訪問西雅圖時招待過他，孫醫生來此為的是籌款以扶助新成立的國民黨軍隊和滿州政府作戰。先是藉由戰爭債券，後來他還幫助他們成立一間真正的辦事處。想想看，中國軍隊的辦事處耶，就在街上。亨利的父親就是在那裡忙著籌出成千上萬的錢，讓政府和國內的日本人打仗。是他的國內，可不是我的，亨利想。攻擊珍珠港是很可怕也沒人料到，沒錯，但是和上海的轟炸或是南京的屠殺比起來就失色了——反正這是照他父親的說法。而亨利在地圖上卻找不到南京。

不過，他仍然沒有一個日本朋友，雖然像他這個年齡的日本小孩是中國小孩的兩倍之多，而且只在幾條街外。亨利發現自己在盯著惠子，而惠子那雙緊張的眼睛似乎也認出他的反應了。

「我是美國人。」她防衛地提出說明。
他不知道要說什麼，於是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成群過來的飢餓學生。「我們最好開始忙吧。」

他們掀開蒸盤的蓋子，食物的氣味讓他們退縮，而彼此嫌惡地看著對方。蒸盤裡是一團棕色、像是義大利麵的黏乎乎東西。惠子看起來像是要吐了一樣。而習慣這種腐臭味的亨利卻連縮也不縮一下。他示範給她看怎麼用一個舀冰淇淋的勺子盛起食物，而那些理平頭的雀斑男孩，甚至更小一點的男生，就會說：「看，中國佬還帶了女朋友呢。」以及「麻煩再來一些炒雜碎！」

他們最過分的就是譏誚，最起碼也會不屑並且懷疑的怒視著他。亨利仍然跟以往一樣的沉默、忿怒和困窘，但是卻假裝聽不懂。他希望自己也相信這個謊——即使是自我防衛。惠子也照做。他們就站在一起三十分鐘，偶爾互相看著，在給取笑他們最厲害的男生們和那個把眼角往上拉、扮了個可笑的暴牙臉的女生盛上特大份貝蒂太太那些老鼠刨抓過的爛泥時，還露出假笑。

「你看，他們甚至都不會說英語呢！」那女生尖聲喊著。

他和惠子彼此笑著，直到給完最後一個學生的餐，所有的餐盤和鍋子都洗完放好，然後他們才吃午餐，一起吃，還分著吃了儲藏室裡一個梨子罐頭。
亨利認為這天的梨子特別好吃。（待續）
回家路上（一九四二年）

惠子來了一星期，亨利有了新的行程表。他們會一起吃午餐，放學後再到工友置物櫃旁會面，做他們職責的第二部分。他們並排清理黑板、倒掉字紙簍的東西，又在學校後面一棵老樹的殘株上拍打板擦的灰。其實這不壞。有惠子在，讓他之前在做的工作減半，他也喜歡有她在一旁——即使她是日本人。況且他放學後有那麼些工作，等到他完事後走到操場，其他人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早就騎上自行車或搭巴士走了。

原本應該是這樣的。

但今天，當他們離開大樓而他拉住門讓惠子走時，查茲就在台階最下面等著。他一定是沒趕上巴士，亨利想道。或者他感覺到惠子來了以後傳出的一陣快樂細小聲音。只是一個目光，或是兩人相視而笑。就算他是來要讓我難堪，亨利想，那也沒關係，只要他不傷害她。

他惠子走下台階，走過查茲身邊，亨利走在內側，讓自己介於她和惡霸中間。當他們往下走過他時，亨利太清楚的感覺到他的死對頭比他倆都要高出足足三十多公分。

「你以為你要去哪裡呀？」
查茲應該是八年級，但是卻留級了兩次。亨利早就猜他是故意考試不過，好繼續在他的六年級王國裡稱王。為什麼要放棄這個，到八年級做個無名小卒？

「我說，你以為你要去哪裡呀——你這個愛日本鬼子的人？」
惠子正要開口，亨利朝她使了個眼色，用手臂護著她，讓她繼續走著。

查茲跨步到他們面前。「我知道你聽得懂我說的每個字，我看過你們兩個下課後說話。」
「所以呢？」亨利說。

「所以，」查茲抓住他的衣領，把他拉向他胸口，貼近到亨利都可以聞到他吃的午餐味道——洋蔥和沖調奶粉，從他口氣中傳來仍然十分刺鼻。「我讓你再也不能說話怎麼樣？你意見如何？」

「不要這樣！」惠子大喊。「放開他！」
「不要碰他，查理。」貝蒂太太打斷他們，她從台階上走下來，一邊點著菸。從她的無動於衷看來，亨利猜想她已經習慣了查茲的惡劣行為。
「我叫查茲。」

「喔，查茲同學，如果你傷害這個同學，你就要替他在廚房做事囉，你明白嗎？」她說這話的語氣聽起來幾乎像是她很關心。幾乎。她臉上的冷硬表情讓查茲心裡有了足夠的疑慮。他放開手，把亨利推到地上——但先把上頭寫著「我是中國人」的胸章從亨利的襯衫上扯下來，讓衣服上留下一個破口。查茲把胸章別在他自己的領子上，對他作出一個露出暴牙的笑，才漫步走開，大概去嚇唬別的小孩了。

惠子扶亨利站起來，把他的書遞給他。他轉身要謝謝貝蒂太太時，她卻已經走開了。連聲再見也沒說。還是謝謝了。她是關切校園裡的大欺小，還是只是要保護她廚房的幫手？亨利說不清是哪一樣。他拍去屁股上的灰，把這想法從心裡抹去。

這樣子一起在學校廚房工作一個星期以後，他不認為他還會更受挫折或更丟臉。這想法可真驚人哪。不過就算在他倆和查茲槓上後她瞧不起他了，他也看不出來。她甚至還碰了他的手，在他們走路時還主動伸出手，但是他卻不理會。他不是對女孩子真的會害羞。不過對日本女孩可就會亮紅燈，或者說是亮起日本國旗上的白底紅太陽一樣。我父親會氣死，他想。況且在城裡會有人看到我們。

「你一直都在瑞年小學嗎？」她問。
他注意到她的聲音有多麼冷靜。清晰又簡單。她的英語比他認識的大部分中國女生要好得多。

他搖搖頭。「九月才來的。我父母想要我接受西方教育——讀大學，而不是回廣東受中國教育，像我家附近的其他小孩一樣。」

「為什麼？」
他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為你們這種人。」話一說出口，他就對發洩當天的挫折感到很過意不去。不過這話有部分的確是實情，不是嗎？他從眼角看她打開頭髮上的緞帶。一綹綹黑色長髮垂散在她臉龐周圍，瀏海幾乎蓋住了她褐色的眼睛。

「對不起。這也不是你的錯。是因為日本軍隊侵略了東北的省份。戰爭離廣東很遠，但是他們仍然不肯讓我去。我們家附近的小孩幾乎都去讀中文學校，然後再回到中國把書讀完。我父親對我也一直是這樣計畫，至少是一直到去年秋天為止。」亨利不知道還該說什麼。

「所以你不是在中國出生的？」
他又搖搖頭，指指第一山，那裡的哥倫布醫院就在中國城外。「我是在那裡生的。」
她微微一笑。「我也在那裡出生。我是日本人，不過得先說自己是美國人。」

「是你父母教你這麼說的嗎？」他小心翼翼的說，害怕又傷到她的感情。畢竟，他父母也要他說同樣的話。
「是呀。我祖父在一八八九年大火後就來到這裡。我是第二代了。」
「所以他們才送你到瑞年來嗎？」

他們走過了中國城的黑鐵拱門，一路來到了「日本町」。亨利住在七個街區外，只來過這裡一次，那次是他父親必須到日本市場邊的「北太平洋旅館」與人會面吃午餐。即使是那時候，父親一發現那個地方是當地一個日本商人「法蘭克」下前二六所建，就堅持離開。食物還沒送上來，他們就走了。

「不是，」她停下步子，四下看了看。「這才是他們送我去讀瑞年的原因。」

他往每個方向看去都會看到美國國旗，每個櫥窗裡、每扇門上頭。然而有更多商店的櫥窗破了，還有幾間更是完全用木板釘起來。在這些商店前面，一輛橘色的公共工程處的堆高機占了三個停車格。升降斗裡一個留鬍子的男人正把「帝街」的牌子拆下，換上「狄波恩街」的牌子。

亨利想起父親給他的胸章，摸了摸原先別著的左胸口，也就是襯衫被扯破的地方。他看著惠子，這一整天、這整個星期裡，她頭一次露出了恐懼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