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放浪

推薦序

從印度放浪到東京漂流：藤原新也的野性之旅

每一次踏上旅途, 我總是更加清楚看見自己, 以及多年來自己所熟習的世界之虛偽。

暮然回首

當我們回顧歷史，常常，我們把事件當作歷史，於是我們和絕大多數同時代的人一樣：我們老不在場，歷史 (history) 證明我們總是遠離他的 (his) 現場 (story)。
我們在哪裡？

上個世紀六〇年代中葉，當我開始懂事的年紀，我同時也看到了世界——時代的破片：家族中父母這一代受過教育的人，總是將大量的日語混合在他們的對話裡面，他們常說「日本時代」如何如何，傳閱過期的日文雜誌，《文藝春秋》或是《主婦之友》。

另一方面，我就讀的中學是由來自加拿大法語區(Quebec)的天主教會所創辦，舍監、英語老師不是加拿大籍就是美國籍教士；禮拜天學校教堂的彌撒時間，我們透過自習室的窗子看到校園裡突然湧進大量罕見的進口車，從車子裡走出許多相對高大且光鮮亮麗的人種，空氣中漂蕩著陌生的語言，彷彿置身租界（所以圖書館除了全套《讀者文摘》、《國家地理雜誌》，也有半禁忌的《文星叢刊》）。

與此同時，從越南殺戮戰場飛到清泉崗軍用機場然後蜂擁到台中市區度假，理著平頭的白人或黑人青年，充塞了五權路、大雅路一帶霓虹燈閃爍的街道和酒臭瀰漫的巷弄，用他們多毛的手環抱著台灣女子的纖腰。

我也和全世界一起聆聽（盜版的）最新排行榜流行歌曲，哼著似懂非懂的歌詞，在書頁的空白畫上反戰標記，並嚮往畫報上那些可以長髮披肩、把衣襬和牛仔褲腳剪成鬚鬚、在路上與警察推擠的美國學生。

那時海峽兩岸都各擁有一個「英明領袖」，而中華民國猶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美、英、蘇平起平坐，彷彿無可置疑地屬於世界的核心、主流（其實只是二次大戰意外留下的一個冰河孑遺）。台灣安穩地躲在美國羽翼之下，一方面以戒嚴令的緊箍咒套在每個人脖子上（學運、罷工、台獨、反戰、報禁、黨禁——喔，還有性，都是不可踰越的禁忌），一方面則以廉價勞力構築起加工出口區的外銷榮景。唯一的全民運動是半夜觀賞（不過就是夏令營規模的）世界少棒賽實況轉播，此外政府傾力控管訊息流通，讓島上處於一種失衡的、病態的自我孤立。相對於六〇年代末歐美各國以及第三世界的動亂，彷彿輕微缺氧而陷入半窒息狀態的台灣卻異乎尋常地平靜，唯在全球經濟產業大餅的粒屑夾縫中全力奮進。

多年之後，我才慢慢理解，島上所有人其實還是充分領受了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浪潮——幾乎是所有主旋律——直接或間接的洗禮與衝擊：冷戰、白色恐怖、軍備競賽、戰後嬰兒潮、後殖民狀況、生態破壞、資本主義列車的狂奔亂竄……唯左派、無政府和社會主義堂堂缺席。

在這種背景下走過來的我以及許多同時代人，在經濟快速起飛、產業規模驚人擴張的整個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為了安身立命，又不想在快速遞變的社會中落伍，即無批判地服膺了成長、效率的神話，接受數大就是美的哲學。又因為高學歷、機會、加上運氣，我們慢慢也擠身既得利益族群的優雅仕紳階層，開始去俱樂部打球、騎馬（美如天堂的草原綠野），到海上釣魚、潛水（遠離空氣污濁的陸地），到歐洲自助旅行（王子變乞丐）或東南亞買春（乞丐也成了王子）。總之，大家無不戴著一張開明、樂觀的面具，卻一個比一個犬儒而保守。

我大約就是在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中邂逅了藤原新也。

野犬的進擊

藤原新也的父親是四國香川縣一家大旅館的少爺，十七歲離家，在廣島、朝鮮半島、滿洲浪蕩，也經營旅館，卻因為賭博而散盡家產，最後回到北九州的門司，繼續經營一家舊式平價旅館。終戰前夕的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藤原新也出生，並在此成長。旅館進進出出的都是中下階層三教九流的客人：

留下若干故事，像風一樣消逝。當他們通過『旅』之『館』時，帶來了世間各種不可思議的味道，包括一些見都沒見過的中國人、朝鮮人的氣息，於是在我小小的心靈中，時不時就會湧起一股強烈的渴望，想要衝出母胎，走遍那遙遠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兩種十戒」．《東京漂流》）

十六歲那年，由於都市更新，他目睹旅館（生命的母胎）被強制拆除；一家人輾轉營生，不久面臨破產的命運。他再也無家可歸。多年之後他才意識到，同時有萬千日本人和他一樣，在「列島改造」的聖訓下，一起被割斷了臍帶。

當他上京就讀東京藝術大學油畫系期間，正值日本學運熱潮，學校停課，他又不想和別人一樣成群結隊地上街抗爭，於是中途休學。正好《朝日畫報》有一系列國外報導的企劃，他應徵獲用，身背一架相機、二十卷底片，首途印度次大陸，時當西元一九六九年。翌年三月他的報導分兩期刊出，迴響不斷，於是其後若干年間總共七次足履斯地，有時一趟甚至長達半年，走遍印度全境。

對一味追求速度和效率、沈迷經濟奇蹟數字、全民努力要蛻變為先進國家的氣氛中，藤原的圖文所呈現的異質風景震懾了許多讀者的心。簡單講，那是一種無可置疑的存在感。當人逐漸被工具化，煽情的媒體與虛偽的廣告充塞甚至替代了感官，導致存在感無比稀薄的年代，眼前貧窮如螻蟻的人群，灼熱的大地，漫天的沙塵，河邊的屍體，食屍的野狗和烏鴉，那些髒污、失序、恐怖的真實彷彿當頭一棒，敲出了許多人惶惑無以名狀的鄉愁：

一種自己的身體此時此地確定無疑的實存感覺。我這個生命體是和自然同在，並且在死生之間漂流的有機體這種生命感覺。……我在印度所做的，既不是修行的努力，也不是經驗的學習；我只是單純地讓自己融入當下，呼吸並成為它的一部份。就某種意義而言，相當接近性的體驗。（語錄，《Switch》九一年三月號）

在印度的火舌地獄中艱苦蝸行的時刻，心中不時浮現遙遠的北邊積雪的山嶺，最後促成他七五年的拉達克 (Ladakh) 藏區之行。那種對比，彷彿從腐屍的沈重一下飛升如極樂鳥般輕盈，視線也由近而遠，並且將青年期的熱切引導到一種適當的冷卻狀態。但是這種冷卻隨著旅途的疲憊也逐漸下降到冰點，對身邊的人失去了好奇。他走過台灣、香港與韓國（七七年），但旅行於他變得曖昧而無意義，視線所及只有風景而沒有人，書寫與攝影失去重心，所欲傳達的訊息微弱如囈語。為了消除這虛無的危機，在漫遊生涯屆滿十週年時，他展開「全東洋街道」之旅（七九年），自伊斯坦堡出發，經土耳其、敘利亞、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西藏、緬甸、泰國、上海、香港、韓國，最後止於空海大師的東密根本道場高野山。他刻意將注意力放在所有邂逅的人身上，盡可能和他們對話，不管對方是個聖者或是娼婦；當旅程來到中點加爾各答時他已經重新對人產生強烈興趣,同時也覺得似乎知道如何面對燈火闌珊處的故國家園了。

然而從十多年的漫長亞洲之旅回到日本的藤原，突然發現自己有如患了失憶症一樣：曾幾何時，眼前的日本已經變成一個陌生的世界：

再一次進入我視界的日本風景、街道和人群都換了一個模樣。每一個人都變得健康而亮麗起來。市街與風景都經過整理而比以前乾淨。物品充斥大街小巷。只是，在這種自由而和平的光暈中，人們卻也變得比我這些年所去過的任何國家的民眾更加缺乏生氣。……人們的喜怒哀樂更加難以察覺。人們的靈魂不復可見；也看不到人的生與死。……總覺得這片土地已經被一種無形的巨大力量加以接管、封印了。（「小小的黑魔術」．《東京漂流》）

比較物質性的說法是，他身上屬於日本人以外的亞洲人的那一部份，不斷和東京展開激烈的衝突。他開始他的東京漂流。

最初和最後的訊息

其實置身八〇年代的日本，藤原並不是唯一的失憶症患者，遠遠不是。整個六〇年代的騷動，無非想要抵抗高度成長過程中家庭、土地和文化傳統的瓦解，但沒有成功；而相對安靜的七〇年代，卻是日本人最後的血脈與記憶逐漸腐敗、消失的十年。以效率為名的各種可見不可見的管理機器接掌一切，君臨天下。對多數日本人而言，記憶喪失所換取的代價，是一種在自發性的服從中得到的小小幸福。橫亙在藤原新也面前的，是一片無比陌生的荒野，雖然依舊名叫日本，或東京，或什麼。他錯愕之餘，努力重拾熟悉的種種景物和氣味，試著和新日本的一切對話、和解：

嗅著爛熟的花實，堆積在街角、可稱之為平成（年代）日本人嘔吐物的大型垃圾或義大利料理的殘羹剩菜，在澀谷中央街消費的家畜……即使鼻腔滿溢了日本卑俗、鄉愁和愉悅的味道，旅行途中那些真實的印象及其餘熱依舊頑強不退。（「旅行的餘熱」．《Switch》九一年三月號）

如此扞格使得對話與和解變得極為艱難，於是在八〇年前後，他或是選擇當時若干特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