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旗下的罪惡：不為人知的日本遠東戰爭罪行

【導言】

 

歷史的正義裁決――東京審判中的日本戰爭罪行

 

日本很多偉大的成就之中，肯定有它在二戰中的廢墟上迅速實現了復興。不僅僅是復興，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戰後的日本變成了經濟上的超級大國。但是物質成就似乎對於日本民眾的歷史記憶和行為產生了一種遺忘的作用。用愛爾恩、布拉馬的話來說，就像：「一場大雪，……掩蓋了所有的痕跡，消除了所有的聲音。」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Ōe Kenzaburō）和文學評論家松本健一（Matsumoto Kenichi）堅持認為，作為結果，日本人沒有正視他們的罪行，也沒有為他們的戰爭罪行作出補償。

 

在二戰後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日本政府不斷地重編教科書，隱匿並將二戰日本戰爭暴行減少至最低程度。東京的高級官員們仍然堅持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敘述是捏造的。很多日本人的藉口東京國際審判是一場「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審判」，審判法庭是復仇的場所。東京國際審判究竟是怎樣的呢？

 

東京戰爭罪行審判概況

東京國際審判持續了二年半的時間，從1946年5月30日到1948年11月4日，有十一位法官，分別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法國、英國、荷蘭、新西蘭、菲律賓、蘇聯和美國，二十八名日本被告包括四位前首相，十一位前內閣部長，兩位前大使，八位高級將領，他們被指控為日本政府內部的軍國主義派別，他們為了追求侵略戰爭政策，對亞太地區愛好和平的人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被告要對十五項罪行負責。這十五項罪行被分成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戰爭罪三大項。

在聽取了400多位證人的證詞，收到4000份左右的檔證據後，法庭作出了判決，雖然在一些案子上有細微的出入，但是所有的被告都被發現犯有下列一項或多項罪名；參與密謀發動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戰爭，組織、批准或沒有採取適當措施阻止戰爭罪行發生。最後，七名被告被判處絞刑，十六名被告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一個被判處七年徒刑，三個被告的立案被取消，因為兩個被告在審判期間死亡，第三個被告發現有精神病。

 

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戰爭罪

反和平罪在歐洲進行的紐倫堡審判中被定性為「本質上是邪惡的罪行」，是「最高等級的國際犯罪」。在東京國際審判憲章中，這些罪行被定義為「計畫、準備、指使或者進行公開宣布的或未宣布的侵略戰爭，或者是違背國際法的戰爭，……或者是參與一個共同的為了達到前面所講的任何目的的計畫和密謀。」

 

狂熱的日本國家主義者持有一個普遍的關於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的論點是，日本突襲珍珠港是美國的石油禁運引起的，禁運迫使日本進行戰爭自衛。儘管自衛的說法貌似合理，可是日本的國際法專家高野雄一教授堅持認為太平洋戰爭，是日本在中國和其他地方採取的「侵略戰爭」模式的擴張。這種模式早在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時就開始了。因為這種的侵略模式，高野教授認為，「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判決是有立法基礎的，合法的。」

因為在非戰公約的第一款就莊嚴地譴責採取戰爭方式解決國家間的爭端的行為。放棄戰爭作為一個國家處理與另外國家之間關係的國際政策的一種承諾。日本作為公約的簽字國，有義務對公約的每一項規定、準則和原則負責。因而，東京審判認為任何國家，就像日本，以戰爭作為國際政策的工具違法了公約，應該為「犯下的罪行」負責。

 

日本帝國官兵對戰俘和非武裝的平民施加的難以形容的不可計數的暴行，切實地被定性為「反人道罪」。這些罪行在東京國際審判憲章中被定義為：「謀殺、滅絕、奴役、流放和其他的在戰前和戰爭中犯下的非人道罪行，還有出於政治和種族原因的種種迫害。」

雖然很多人詬病反人道罪在當時是「事後立法」。但是，美國國際法專家愛普生認為，反人道罪可以從公認的國際法的根源中引申出來，對謀殺和其他非人道罪行判罪是當時法律的一個基本原則，這一點為所有文明國家所接受，「海牙公約的第43條讓進行這種審判成為了非常合法的舉動。……關於反人道的罪行，東京法庭有堅實的國際法基礎進行審判。」

 

不過，很可惜的是，關於反人道犯罪，有很多卻被美國主導的東京審判有意規避了，比如說，日本政府和軍隊在中國、滿洲、朝鮮、菲律賓和亞洲的其他地區大規模實行隨軍「慰安婦」的罪行，有大約20萬婦女（甚至是女孩）受到了殘忍的性奴役，她們被強迫在日軍的妓院中充當妓女。另外，由於美國方面想獲得日本細菌部隊的資料，害怕這些資料落到蘇聯人手中，而對日本軍隊中對戰俘和平民進行生化武器試驗和攻擊的科學家、醫生放棄審判。美國也沒有追究日本軍隊和企業的強制戰俘勞工問題，儘管有大約2萬的美軍戰俘被送往日本為日本公司從事重體力勞動。

 

東京審判憲章第五條把「戰爭罪」定義為「對國際法和習慣法的違反」。習慣法指的是國家間廣為接受的行為準則，根據愛普生的說法，在二戰以前很久，國際社會就已經形成了公認的國家習慣法準則。大規模的戰爭犯罪，將受到俘虜和拘禁戰爭犯罪者的國家的審判和懲罰。不僅如此，這種習慣法也得到了國際法的確認。

 

日本戰爭罪行違反日內瓦公約

對東京審判中的被告判處的特別的戰爭罪行，在日內瓦公約中有專門的規定。例如，公約的第二條規定戰俘「必須一直受到人道地對待和保護，特別反對暴力行為」；第三條專門規定戰俘「有權擁有人身權和他們的榮譽得到尊重的權利」；第四條規定日本和其他國家一樣，「有義務準備遵守有關戰俘的條約」。此外，「在有害於健康的地區俘虜的戰俘和在氣候有害於來自從氣候溫和地區的戰俘時，應該把他們儘快轉移到氣候適宜的地區」（第9條）；應該為戰俘提供住宿的房屋或兵營，提供盡可能的衛生和健康保證。（第10條）；戰俘食物的配給「應該在品質和數量上與營地的駐守部隊一樣」（第11條）。而日本「可以利用身體狀況允許的戰俘勞動力」，官員和普通士兵的待遇應該一樣（第27條）。不僅如此，作為勞工的戰俘必須得到合適地保護、照顧和對待，並要付給工資（第28條）。任何戰俘不能在身體狀況不佳之時，被當作勞工使用（第29條）。任何戰俘都不能從事與戰爭用品有直接關係的勞動（第31條）。或者從事「損害健康的和危險的工作。日本在對待盟軍戰俘的時候，全然違反了所有的條約規定，―比如在巴丹死亡行軍、三次山打根死亡行軍、緬泰鐵路的修築、八十公里營地（80 kilo camp）和巴那卡島大屠殺（Banaka Island Massacre）中都是如此。這可以由日本製造的較高的戰俘死亡率（27%）來證明，而盟軍戰俘在德國的戰俘營中死亡率只有4%。更加令人憤慨的是，日軍虐殺中國戰俘，很多中國戰俘被大規模殺害，另外還有很多和盟國戰俘一起成為了生化武器的試驗對象，日軍故意讓他們感染炭疽和淋巴腺鼠疫等病菌。

 

儘管日本沒有批准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但是政府明確地簽署了合約，就立即有義務不違反合約的精神，成為一個遵守公約條款承擔道德義務的簽字國。而且1907年10月18日簽署的第四次海牙公約，涉及陸戰的法律和習慣法，卻是被日本批准的，它包含著幾乎等同於日內瓦公約有關內容的規定。根據國際法和習慣法，盟國審判它們俘虜的犯有戰爭罪的日本被告，有完全的合法性。

 

日本戰爭罪行違反海牙公約

海牙公約的序言中如是說，「戰俘必須得到人道地對待。」（第4條）；根據戰俘的級別和態度，經過戰俘軍官同意，俘獲方可以利用戰俘充當勞工。勞動任務不能超出限度，也不應與軍需品有關……工作完成，俘獲方必須支付工資「（第6條），俘獲國政府有責任保護俘獲的戰俘，……應該向他們提供食物、住房和衣物，並且這些應該與俘獲國給予其官兵的待遇相同。（第7條）」日內瓦公約規定了交戰國對於傷病者的義務。「（第21條）下列行為被日內瓦公約特別禁止的―（a）使用毒物和有毒武器；（b）惡意殺傷屬於敵對國家和軍隊的個人；（c）殺死或傷害放下武器的或者沒有防守器械的和已經明確投降的敵軍士兵；（d）宣稱不給俘虜提供住宿地；（g）損壞或搶劫敵人的財物（第23條）；禁止攻擊或轟炸不設防的市鎮、衣村、居民點和建築物（第25條）；」發動攻擊時，搶劫市鎮或地方，是被禁止的。（第28條）

日本違反了上面的任何一項條款。不僅僅是盟軍的戰俘沒有得到日本軍隊「人道的對待」，相反他們有些被迅速地處決了，有些被迫在嚴酷的環境下進行長途行軍（如巴丹死亡行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