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與帝國：明清時代

導讀

閱讀明清帝國的新視角：海洋、白銀、物與環境
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蔣竹山

過去幾年，若要我推薦一本給一般讀者看的明清史著作，我一定會說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但現在，隨著上田信《海與帝國：明清時代》這書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我終於有了新的推薦名單。

要理解《海與帝國》的特色，我們首先要認識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這套叢書的製作動機。這套出版於二○○四年至二○○五年，是為了慶祝講談社創立一百週年而製作，至今已相隔十二年。

其實，類似的叢書，講談社此前已經出版過數次，在一九七七年刊行的「新書東洋史」系列中，臺灣曾經翻譯其中與中國史有關的四冊，合而為一冊《中國通史》，由稻鄉出版社於一九九○年出版，常被臺灣歷史系所當作中國通史指定教材，使用率相當高。這其實反映了臺灣的中國史閱讀，與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間有不小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從一九七七年到二○○四年，講談社的這兩套中國史，亦有不少變化的軌跡可循，例如，早期是將中國史作為東洋史的一部分而編入「新書東洋史」之中，直到二○○四年這套，中國史才獨立出來，自成一個系列。

本書作者上田信是日本明清史學界青壯 派學者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對於臺灣讀者來說，他的名字可能不如明清社會史或文化史的岸本美緒、大木康、松浦章等人來得眼熟，就連日本早期的海域史著作，也不見上田信的名字，但《海與帝國》出版之後，終於讓大家見識到這位史家的地域史與海域史結合研究的功力。

《海與帝國》的史觀與書寫特色

從「交易」的類型來分析歷史，是這是本書的視角。作者認為只有人類可以從完全不同的地區帶入物資消費，這種跨越穩定的生態環境進行交換物資的行為，在本書中稱之為「交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一樣的交易類型，有掠奪、互酬、納貢、集中再分配、以及市場。這本書探討的這五百年間的歷史，就是一種歐亞地區納貢、集中再分配的機制的興起與瓦解的過程，這之間穿插著掠奪的橫行，此外，歐亞地區萌發的市場制度，中國亦有參與。

其次，他提出了「合散離集」的史觀。本書和其他冊不同，作者提出了他對中華文明的發展模式的看法。上田信首次提出這看法是在一九九九年的《森林和綠色的中國史》書中，借用日本成語「離合集散」，予以拆解重組，用這名稱來解讀中國史特色，這幾個字代表中國歷史的幾個階段循環。首先是交易機制穩定的階段「合」，接著開始動搖，整個體系出現明顯裂痕就是「散」，當產生許多新的可能，各個體系領導反目成仇、展開抗爭，就來到「離」，到最後一個方案整合其他剩下體系就稱為「集」。作者認為在元以前，中國可分三個週期，每個週期都有「合散離集」，可在東亞的框架下討論，但到了第三週期循環還沒結束前，蒙古帝國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交易新機制，納入中國為其中一部份，此後，要理解中國史，就要在新的框架下來理解，因此作者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東歐亞」，要以此來釐清元明清的歷史。

不僅提出獨特的視角與史觀，上田信在講明清歷史時，是放在他所創「東歐亞」這樣的空間架構裡。這作法和杉山正明有些類似，是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遼、西夏、金、元的歷史。所謂東歐亞的空間，以海域來看，指的是日本海、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以及與這些海洋相連接的陸地或島嶼組成的空間。若從我們一般常用的世界地理角度來看，這部分包括了東北亞、西藏與蒙古高原在內的中亞、東南亞以及印度一部份。

在這樣的觀念下所書寫的明清歷史，果然各章的重點和以往通史著作截然不同；過往以皇帝、宮廷及事件為主的政治史架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交易體系」為內容的世紀變化（見目錄）。除了「交易體系」的核心觀點外，本書另外有四個特色環繞著明清帝國：海洋、白銀、物與環境，這在其他明清通史著作中是較為少見的。

海洋的視角

在前言中，上田信以一段「花蓮媽祖在昆明」的趣味經驗，將讀者的視野帶到海洋的課題，這章的標題叫「大海環抱的兩個帝國」。上田信在一個近年來田野調查的重要地雲南昆明機場遇到台灣媽祖進香團，為何這群觀光客會帶著媽祖來麗江旅行？媽祖是誰？為何台灣東部會有這樣的媽祖廟？而麗江為何會成為知名景點？要將這些故事聯繫起來，作者告訴我們，得從歷史上來解開謎題。

要談這樣故事，以往都從明末的政治史談起，但書中卻從元朝為開端。作者引用杉山正明的說法，元朝就是透過集中至再分配的交易機制，將勢力拓展到歐亞全區的帝國，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機制是白銀的大循環。但到了蒙古帝國瓦解時，歐亞大陸東部失去核心體系，轉到與次體系並存的狀況。到了明代時，雖然承繼的不是唐宋的模式，但也無意願及能力取代元朝創立，此時十四至十五世紀的中國退到一個次體系的位置。

這段故事，我們不僅在過往通史著作未曾聽過，也沒在《維梅爾的帽子》裡提到。上田信擅長將明清帝國內部的變化放在蒙古帝國建立起來的白銀交易體系脈絡來檢視。因此，十六世紀貴金屬的精鍊技術提昇後，來自日本與美洲大陸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市場，一度退到次體系位置的現象開始重生，此後，商業時代開始出現，建構出一幅新的核心體系。

簡單來說，作者一再強調，明朝是十三世紀在歐亞地區產生的白銀體系瓦解之後，於東歐亞產生的帝國。環繞著這樣的體系轉換，《海與帝國》每章都提到了海洋。看這本書，你不能從以往教科書灌輸給你的內陸帝國腦袋去看明清；反而從海洋來看帝國，我們會看到另外一種景象。不僅如此，我們還能看到日本學者才有的獨特解讀觀點。例如在〈第五章商業的時代〉中，上田信提到以往兩岸的中國史學者較少提到的「寧波之亂」，從這條故事，上田信帶出「日本銀」的問題，並做出一個關鍵的結論：「就在寧波之亂後續處理的同時，日本出現了即將席捲整個東歐亞地區的變化。」

在〈第六章社會秩序的變化〉中，提到十六世紀後半出現有別於朝貢機制的交易方式──「互市體系」。隨著海禁到互市的開展，原本被舟山群島雙嶼港搶走光彩的福建漳州月港，再度躍上歷史舞台，這現象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

同樣的故事，我們在《維梅爾的帽子》也看得到。卜正民在〈秤量白銀〉這章提到，一夜之間，海盜成為商人，違禁品變成出口貨，地下交易變成了將馬尼拉等東南亞港口和泉州、漳州連成一氣的商業網絡。大批貨物從月港出口，白銀從月港流入，把中國和世界連成一塊。此後，我們看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跨越大平洋的西班牙勢力與美洲白銀的故事。

白銀與銅錢的雙重架構

從〈第一章  事件的時空〉開始，上田信就點出，從歐亞大陸東部這個框架下來看，白銀流通體系在蒙古帝國時期是核心體系，其周邊使用銅錢的經濟圈則形成次體系。白銀與銅錢在空間上的雙重架構，成為自一三五一年以來，長達五百年的交易體系。

上田信還補充了過往講解中國史教科書都沒提到的問題：這些白銀到底去了哪裡？他的回答是，由於十八世紀繁榮的麻六甲港口變得沒落，曼谷、西貢等新的交易中心崛起，根據推測，從中國流出的白銀多半是進入了新加坡。英國商人用這些白銀購買東南亞各地的物產，或是招攬來自中國的勞工。

對於這種世界史的動向與明清的關係，白銀的故事相當重要。我們或許可以模仿《國家為什麼失敗》的作者批評《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所說的「笨蛋！問題在制度！」(頁十四)，說出「笨蛋，關鍵在白銀」這句話。的確，此後的明清歷史的確與白銀有密切關聯。雖然上田信談了這麼多的白銀故事，但直到十九世紀這部分，他才描繪出這幅全球史的圖像。他認為從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中國裔民眾的活動開始跨出東歐亞的框架，開始往美洲大陸、澳洲、非洲等地拓展，他將從那時到現在稱之為「全球舞台」。

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學者從全球視角解析十七世紀以來的貿易流通。若要說起這種觀念轉變的源頭，一定要提到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那本於二○○○年得到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的重要著作《大分流》，這本書跳脫以往的歐洲中心論，不再以西方的擴張為分析的視角。他主張一八○○年之前，中國與歐洲基本上在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大致相同的，此後，才有了分流。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以往的技術的創新論點上，而是一種偶然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地理上的好運帶來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資源的特權。這種論點，著實影響卜正民寫《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甚至近來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主導這場歷史變遷的，就是在明中葉以後成為民間主要流通貨幣的白銀。沒有白銀，十六世紀後期及十七世紀初期，就不可能出現中國商品的全球出口現象。有關這點，我們不妨找出包樂史的名著《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不僅引領我們看到這些白銀流通帶領的影響，更將三座城市的歷史與當時的跨國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聯繫在一起。

中國與歐洲的需求，創造出白銀的大量流通，從而促使日本和南美成為兩大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