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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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金融危機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 2019年 吉爾伯圖書獎得主
☆ 2019年 史丹佛商學院精選書單
☆ 2019年 《天下雜誌》趨勢選書
☆ 2018年 《紐約時報》最佳書籍
☆ 2018年 《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 2018年 《金融時報》與麥肯錫最佳商業書籍入圍
金融海嘯歷經十年，餘震仍衝擊全球政經版圖，
川普經濟學、英國脫歐、烏克蘭危機、中美貿易戰等看似獨立的事件，
在全球金融體系緊密交織下，都可能成為下一場危機的導火線，
我們必須將焦點放在哪裡，才能確保自由、穩定、有規則的世界秩序前景？
「讀這本經濟歷史學家著作的十年全球政經史，
或可得知政經風暴是否可能發生，也可知如何預先防範，
也或可免於會有千金難買早知道的遺憾！」——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吳惠林
「提供跨國投資者們極佳的一部教材，
可做為研判未來局勢發展的良好參考。」——暢銷財經作家 安納金
｜危機沒有消失，而是變形｜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時，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僅將危機描述為發生在華爾街的區域性事件，但實際上，這場危機導致全球市場停擺，甚至迫使全球治理模式重新調整。為什麼一個看似區域性的經濟危機，為造成全球衝擊？本書作者亞當‧圖澤將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比喻為血液循環系統，只要有一點阻塞，就足以擊倒龐大身軀。
亞當・圖澤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史學教授，他在本書重新詮釋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造成十年來的後果。透過既廣且深的不同層面，闡述當今國際金融市場。這場金融海嘯不只破壞了全球資本主義，也暴露出銀行風險管理的缺陷，更間接導致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與川普上台。除了總體政經情勢的描述與評論，圖澤更寫出關鍵決策者帶來的影響，以及其做出重大經濟決策的政治背景，內容涵蓋美國、中國以及歐洲的重要政經發展。
｜如果再爆發一次全球危機，川普會出手救市嗎？｜
本書的論述核心，是金融體系的全球結構，以及跨國聯繫的政治影響。在2008年危機發生後，聯準會成為全球最後貸款人，數以萬億計的美元通過各種不同貨幣市場交易流出。十年過去，美元變得更為強大，許多國家的命運與美元流動性相關，卻與美國經濟無直接關聯。對地緣政治的關注，更進一步豐富本書的論述。在川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下，倘若再爆發一次全球性危機，川普不見得會與其他國家聯手救市。
｜貧富差異加劇，民粹主義興起｜
我們仍活在金融海嘯的遺緒之中。無論是以納稅人的金錢，緊急紓困銀行界；還是以量化寬鬆重振有錢人的資產，本質上都是政治行為。然而，對比銀行界與有錢人可以全身而退，一般民眾則慘得多，深陷失業和薪資下滑等難關，不滿情緒最終引發左右兩翼的民粹主義。當美國有關貧富懸殊的討論加劇後，也愈加暴露出溫和自由主義者對資本主義民主的長遠問題苦無良方。
｜2008年金融海嘯，十週年總結經典之作｜
2008年金融海嘯是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社會遭遇的最大危機，但是真的無法避免嗎？真的如歐巴馬所說，危機結束了嗎？本書將全球經濟議題分成數個主題，逐一探討，提出嶄新見解：
●全球經濟與各國債務沒有規則的發展路徑
●全球經濟體系、政商關係與各國勢力影響下潛藏的不平等交流
●因社群網站活躍引發的網路經濟危機
●美國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困境
●中國崛起
●全球石油危機
當我們想宏觀地判斷未來新一波金融危機發展時，
必須將把銀行業的危機放在更廣泛的政治和地緣政治背景來考量。
同時，我們必須深入理解銀行業的內部運作。
新危機醞釀之際，更應明白2008年發生什麼事，有什麼錯誤，才能向前邁進。
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安納金｜暢銷財經作家
——專文導讀
王伯達｜財經自媒體《王伯達觀點》
吳玉山｜中研院院士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胡忠信｜歷史學者
陳鳳馨｜News98 財經起床號 節目主持人
馮勃翰｜台大經濟學系副教授
蔡依橙｜陪你看國際新聞 創辦人
——聯合推薦
好評推薦
「描述金融崩盤深具啟發的優異書籍有好幾百本，紀念這個事件十週年而撰寫的《崩盤》會以權威性的說明長期流傳下來。在精湛的描述下，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做到其他已有成就的作家無法達到的幾件事。圖澤以多重面向設法解釋一個龐大複雜的全球危機，而且他的書結合有說服力的分析與政治和經濟詳情的迷人歷史。」──《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歷史描述，以輕鬆的筆調與大量有用的解釋來匯集世界各地的事件。有時感覺圖澤已經閱讀十年來每份官方工作文件、回憶錄、總體經濟和財經重要文章。即使是已經試著追蹤事件曲折的讀者，圖澤都能夠提供重要的價值。」──《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到目前為止與金融危機有關最重要、最有見解的解釋，未來幾年的金融政策制定者都必讀。」──《泰唔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重塑我們世界這十年的不朽史話……《崩盤》給讀者一個詳細而深入的研究，說明來自2007年全球金融體系核心的金融危機潮的起源與後果。筆調清楚，學術成就非凡，即使是密切關注這件事的人也會學到很多東西。」──《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經濟評論員馬丁‧沃夫（Martin Wolf）
「英國脫歐、川普現象、2014年俄羅斯併入克里米亞（Crimea），以及中國在金融體系的不斷升級：圖澤在這本筆觸生動活潑又長篇的書中涵蓋所有面向，而且還說得更多……圖澤是研究金融崩盤與歷史災難的專業人士，他也明白公司資產負債表和主權債務的術語，這足以深刻知道他應該謹慎的使用這些術語，將一些最錯縱複雜的胡言亂語翻譯成優雅的語言。」──《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有很多很多談論金融危機的書，但是少有書將這件事視為是世界性的事件……這是經濟史的巨著，堅持讀完這本大部頭書籍的讀者會發現很多驚喜……圖澤先生寫了一本很有價值的書，討論管理一個緊密連結的世界經濟所面臨的挑戰。他提出的問題在川普執政時代引起共鳴。」──《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對於導致經濟大蕭條的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與結果，進行一項野心勃勃的研究……圖澤並不是簡單地講述金融危機的故事。《崩盤》也是講述經濟崩盤牽扯錯綜複雜的政治紛擾、隨後出現的金融紓困，以及接下來出現的大型政治解體……但是圖澤的分析布局是新穎的，他快速的從華盛頓的危機講到歐洲的貨幣政治，然後到中國的財政政策，去解釋這些國家的經濟如何相互聯繫。這送出一個明確的訊息，他們都相信民族主義者的經濟決策：我們都在一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比金融機構和政府表達得更明確。」──《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
「對危機與隨後幾年發生的事情進行廣泛而重要的說明……強調世界各國的經濟在2008年達成的經濟緊密關係，他展現出危機如何將「全球」經濟的抽象概念轉變成某些不幸的具體事件。」──《書籍論壇雜誌》（Bookforum）
「一本受人矚目的新書來了，任何對2008年的事件與渴望了解後來發生什麼事感興趣的人，都應該把這本書放在閱讀清單最前面……將複雜金融概念的簡單解釋與追溯全球危機發生前到之後走向毀滅的過程結合在一起。」──《衛報》（The Guardian）
「圖澤全新描述2008年危機和後果的歷史，不乏對我們經歷災難時代的深刻見解。」──紐約雜誌網站（NYMag.com）的每日情報（Daily Intelligencer）
「（圖澤）帶來一位歷史學家對金融危機與其後果的理解……結果是描述一個從美國經過西歐進入東歐、跨越俄羅斯草原並前進到中國的宏大敘事。」──路透社熱點透視（Reuters / Breakingviews）
「美國房貸市場爆出跨越邊界的金融大戰後，對全球經濟最明智、最有說服力的說明。」──《戰略與經營雜誌》（Strategy+Business）
「考量這本2008年出版最好的歷史書的影響力，很可能禁得起時間的考驗……在雷曼兄弟倒閉接近十週年的時候，將出版許多金融危機的書，但很少有人能與亞當‧圖澤《崩盤》的討論規模、野心或嚴謹程度相提並論。這真的是當代歷史，這本書一直談到2017年底。很難想像有另一個作者能可靠的處理如此廣泛的主題。」──《前景雜誌》（Prospect Magazine）
「圖澤提出一個統合的理論，講述我們似乎從冷戰結束後西方廣泛承諾的自由、民主、自由貿易，甚至日益繁榮的全球化秩序節節敗退，該如何在這樣的世界中恢復清醒。」──《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一項重要而且富有洞察力的工作……結合經濟史與2008年金融危機與之後十年的地緣政治的分析。」──《圖書館期刊》重點書評（Library Journal (starred review)）
「一流的金融史，而且以令人讚賞的努力去找出一系列掩蓋起來、改變世界的事件。」──《柯克斯評論》重點書評（Kirkus Reviews (starred review)）
「圖澤藉著對川普的政治地位竄升架構他的論述，使得國際經濟政策的奧秘與非專業的讀者息息相關……除了使國際經濟學更容易理解與引人注目之外，圖澤還在歷史世界中增加重要的補充，把川普主義放入歷史背景中討論。」──《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編輯推薦
目錄
導讀一 啥！全球會有政經崩盤危機？ ／吳惠林
導讀二 給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的警訊／安納金
前 言 全球化時代第一次危機
緊密相連的全球貨幣體系
歐元區的危機政治學
危機的突變與轉移
問題的根源
PART I 風暴齊聚
第一章 錯誤的危機
美國財政赤字的威脅
中國的崛起
中美矛盾
美元會被拋售嗎？
第二章 次級房貸
房貸證券化
新銀行的成長策略
製造安全資產
評等機構加入
危機的信號
第三章 跨大西洋金融體系
活躍的德國金融業
歐洲才是美國最大債主
美元全球化
監理架構落後
第四章 歐元區
內部矛盾
歐洲央行的特殊角色
資金流向的背後含意
里斯本條約
與英美分道揚鑣
第五章 多極世界
冷戰後的地緣政治
東歐與西方國家接軌
東歐的樂觀前景
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太陽系
俄羅斯與喬治亞戰爭
東歐問題
PART II 全球危機
第六章 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骨牌效應
各國經濟集體衰退
危機倒數計時
第七章 紓困
自由市場主義幻滅
雷曼兄弟破產
問題資產紓困計畫
歐洲各國的應對
強迫大銀行加入
第八章 美元短缺
歐洲銀行搶購美元
聯準會的融資機制
全球最後貸款人
美元的地位更穩固
第九章 東歐危機
俄羅斯的應對
對東歐國家的衝擊
一觸即發的烏克蘭危機
第十章 中國崛起
擴大基礎建設
財政與貨幣政策雙管齊下
中國會超越美國嗎？
第十一章 二十國集團
南韓再次遭遇危機
多邊主義的新時代
創立全新的全球貨幣？
各懷鬼胎
空洞的會議結論
第十二章 財政刺激措施
錯估形勢
信心童話
舉債煞車機制
財政永續
第十三章 修復金融業
該不該國有化？
壓力測試
民粹主義者的憤怒
總體審慎監理
歐洲的改變不夠
PART III 歐元區
第十四章 希臘的拖延與鴕鳥心態
德國與法國的矛盾
國際貨幣基金介入
愛爾蘭先出問題
第十五章 債務期限
餓死野獸
重新強化財政紀律
愛爾蘭危機
第二次量化寬鬆
第十六章 零重力世界
民怨四起
資金撤離歐元區
公關災難
希臘危機
美國降評事件
占領華爾街運動
第17章 惡性循環
計畫趕不上變化
債務減計的難題
政治危機
德法密謀
英國的不滿
第18章 盡全力維護歐元
希臘的無政府狀態
西班牙債市恐慌
歐洲該解體，還是整合？
歷史性的演說
危機還沒結束
PARTIV 餘震
第19章 瘋狂美國
該有的經濟反彈呢？
不平等加劇的挑戰
聯邦政府關門危機
去美國化的世界？
第20章 縮減恐慌
量化寬鬆的效果
柏南克漏口風
不穩定的婚姻關係
永久性的換匯協議
第21章 烏克蘭危機
地緣政治紛爭
他媽的歐盟
新冷戰
油價崩盤
中俄新關係
第22章 民族主義浪潮
對歐盟的失去信心
用違約來反擊？
名副其實的歐洲內戰
#這是政變
左派政黨的威脅
第23章 英國的恐嚇計畫
倫敦金融城的利益
留歐派與脫歐派的對抗
國家冒險主義
另一場金融危機？
歐洲的「雷曼兄弟時刻」？
第24章 川普
是誰在瘋狂？
弱肉強食中的贏家
推翻歐巴馬的遺產
華爾街勢力的回歸
貿易大戰一觸即發
不再維護國際秩序的美國
第25章 可能出現的情況
中國出現經濟危機？
危機還在加深
不能忽略政治面的影響
試閱
二○○八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是「雷曼兄弟破產後的第二天」。這是全球貨幣市場失靈的一天。華盛頓特區的聯準會在九月十六日開始祭出緊急計畫，釋出數千億美元到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華爾街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美國國際集團（AIG），這個國際性的保險巨頭能否撐過這一天？還是會跟隨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腳步完全煙消雲散？衝擊正向外擴散，幾個星期就讓工廠與造船廠裡的工人、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和商品交易所感受到衝擊的影響。此外，二○○八年九月十六日在曼哈頓中城還是聯合國大會第六十三次會議的開幕日。
在東四十二街的聯合國大樓並不是紐約金融重鎮的所在地。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參加全體會議的發言人也沒有詳細說明銀行危機的技術性問題，但是他們堅持要談論的是銀行危機代表的廣大涵義。第一位發言的政府領導人是巴西總統魯拉（Lula），他大力譴責引發危機的自私和投機所造成的混亂。（注1）相對來說，隨後上台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反倒引起恐慌。布希似乎不太像個與現實脫節的跛腳鴨，不受八年總統執政期間施政失敗的困擾（注2）。在演講的前半部分全都著墨在圍繞全球恐怖主義的幽靈。然後，他從民主進步中最保守的主題得到慰藉。他看到烏克蘭和喬治亞最後出現「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 ，但這些運動都要回推到二○○三和二○○四年。在總統的演講中，華爾街幾乎要面臨的毀滅性金融危機只分配到最後兩小段。對布希而言，「動盪」是美國政府要處理的一項美國挑戰，不是多邊行動的問題。
不過其他國家並不同意。菲律賓總統葛洛莉雅‧亞羅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談到美國的金融危機已經引發一場不確定的「可怕海嘯」，影響遍及全球，「不只有在曼哈頓島這裡」。自從二○○七年第一波微震撼動金融市場以來，世界一再安慰自己「最糟的情況已經過去」，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隧道盡頭的光明」已經呈現出「一列迎面而來的火車，正對全球金融體系帶來新衝擊。」（注3）不論美國在穩定局勢上下多大的功夫，仍舊沒有效果。
一個接一個，在聯合國發表演說的講者將危機與全球治理和最終美國作為世界主導力量的地位連結起來。身為代表近期才經歷毀滅性金融危機存活下來的國家的講者，阿根廷的總統克里斯蒂娜‧費南德茲‧德基希納（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並不是其中一個掩藏幸災樂禍的人。就這一次，危機無法歸咎給邊緣國家。這場危機「發源自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數十年來，拉丁美洲都被教導「市場會解決所有事情。」現在華爾街失敗了，而且布希總統成諾美國財政部會出手拯救。但是美國是否有能力去回應？「他目前的干預，」費南德茲強調，不只是「印象中最大的一次，」還是「由一個擁有驚人貿易量與財政赤字的國家製造的。」（注4）如果不制止，那麼限制許多新興國家財政和貨幣紀律的「華盛頓共識」顯然已經失效。「這是一個歷史契機去檢視美國的行為與政策。」不只拉丁美洲國家表達不滿，歐洲國家也加入。「世界不再是一個擁有單一強大力量的單極世界，也不是一個東方和西方的兩極世界。現在是一個多極世界，」（注5）尼可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喃喃的說，說這段話的人是法國總統兼歐盟理事會主席。「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不可能「受二十世紀的制度控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八大工業國組織必須擴大。世界必須有新的結構，要有一個十三大或十四大工業國組織。（注6）
新的千禧年以來，這不是第一次在聯合國提到全球治理和美國在其中的角色的問題。當法國總統在聯合國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發表演說時，沒有人能夠忽略二○○三年伊拉克在那場災難性戰爭中掙扎的情況重演，那是歐洲與美國、政府與公民痛苦的分開的時刻。（注7）它顯示出兩大洲間的政治文化有著驚人的鴻溝。布希和他在共和黨右派的支持者並不容易拉攏世界上有正義感的二十一世紀公民。（注8）他們的談話都是先進民主的發展，甚至不清楚他們在二○○○年已經贏得選舉，首次獲得權力。他們與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合作，誤導世界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他們厚臉皮的訴諸於神啟和賣弄十字軍的狂熱下，他們無視歐盟和聯合國喜歡擺出現代性的概念：開明、透明、自由、全球性。當然，那就是他們的門面、他們的象徵政治。但是象徵符號很重要，他們是建構意義與霸權的基本要素。
到了二○○八年，布希政府已經輸掉那場戰鬥。而且金融危機給人留下災難的印象，這是個嚴酷的歷史結果。在僅僅五年的時間裡，美國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優秀的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都承受羞辱性的失敗。而且彷彿取消合法化的過程加劇似的，二○○八年八月，美國的民主制度也自我嘲弄了一番。當世界面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時，共和黨選擇明顯不合格的阿拉斯加州長沙拉‧培林（Sarah Palin）擔任約翰‧麥坎（John McCain）的副總統競選搭檔，她對國際事務的幼稚看法讓她成為世界的笑柄。最糟糕的是，大多數美國選民並沒有理解到這是個笑話，他們熱愛培林。（注9）經過幾年來推翻阿拉伯獨裁者的談話，全球與論開始懷疑他們的政權正在改變。隨著小布希下台，他父親製造的後冷戰命令在他周圍搖搖欲墜。
就在聯合國大會在紐約開幕前幾周，世界上出現兩場示威活動，呈現多極化的現實情況。一方面，中國在奧運會的驚人表現讓西方國家相形見絀，尤其是一九九六年糟糕的亞特蘭大奧運。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另類右翼（alt-right）的狂熱分子利用土製金屬管式炸彈（pipe bomb）阻止奧運進行。（注10）如果說麵包和馬戲團是取得統治正當性的基礎，那麼在經濟蓬勃發展促進下的中國政府正上演這樣的精采表現。在此同時，隨著煙火在北京綻放，俄羅斯的軍隊正進軍喬治亞，對這個追求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的小國家進行嚴厲的懲罰攻擊。（注11）薩科奇剛結束停火談判，從歐洲東部邊境來到紐約。這是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間一系列主要公開衝突的第一次，最終導致另一個追求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烏克蘭被暴力分裂，以及大家妄加臆測俄羅斯要顛覆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
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再次成為美國霸權衰弱的另一個標誌。而且當我們在十年後重返危機，在培林的接班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之後，這種觀點很容易得到證實。如果沒有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川普語氣蠻橫的就職演說，現在很難讀到二○○八年聯合國的演講，以及清楚記住他們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批評。在那個陰暗的周五，國會大廈的台階上，第四十五任總統傳達美國處於危機中的形象，城市陷入混亂，國際地位也在衰退。他宣稱，這場「大屠殺」必須結束。怎麼做？川普的回答很強硬：那天，他和他的支持者頒布一項「法令，在每個城市、每個國家的首都和每個權力殿堂裡都能聽見。從今以後，我們的國家將有個新願景。從今以後，將只有美國第一、美國第一……」（注12）如果美國的確遭受強烈的危機，如果美國不再至高無上，如果美國必須「再次變得偉大」，對川普來說這些事實不言而喻，那麼它至少會「頒布」自己擬定的法令。這就是美國右派政黨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所給出的答案。
二○○三、二○○八和二○一七年的事件無疑是近期國際歷史的關鍵時刻，但是他們之間有什麼關聯？二○○八年的經濟危機與二○○三年的地緣政治災難，還有二○○六年十一月大選後的美國政治危機之間有什麼關聯？這三個時點標示什麼歷史轉折？這對歐洲有什麼意義？對亞洲呢？而這與英國從伊拉克戰爭、二○○八年倫敦金融城的危機，到二○一六年的脫歐危機這段相對較輕微，但不那麼驚人的發展軌跡有什麼關聯？
這本書的看法是，二○○八年九月聯合國的講者是對的。金融危機，以及經濟、政治和地緣政治對這場危機的反應，對於理解現今不斷改變的世界至關重要。但是要了解它們的意義，我們必須做兩件事。我們必須把銀行業危機放在更廣的政治和地緣政治的背景考量。而且，在此同時，我們必須深入銀行業的內部運作。我們必須做二○○八年九月聯合國大會沒能做的事。我們必須設法解決金融體系的經濟問題。這必然是一個技術性的事情，有時可能還有些無趣。這本書處理的大多數資料都有一種讓人感到恐懼的隔閡。這是一種選擇。追蹤達沃斯思維模式的內部運作並不是了解權力和金錢在危機的過程中如何運作的唯一途徑 ，大家可以試著從受他們影響的人的足跡，或透過順從者和他們形塑出矛盾的市場導向文化，來重建他們的邏輯。（注13）但是對那些更有形的演出進行的必要補充，可以說是這裡提供的解釋，試圖顯示出要如何了解權力與金錢的流通從內部發揮作用，以及沒有發揮作用。而且這個特別的黑盒子值得撬開來，因為就像這本書要說的，這個在二○○八年普遍流傳的簡單構想，認為基本上這是美國人的危機、甚至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危機，以及處於美國單極權力讓位的關鍵時刻，實際上是嚴重的誤導。
美國人與世界各地的評論家等各方都熱切接受「全體美國人的危機」的概念，掩蓋深刻相互連結的現實情況。（注14）在這種情況下，也使批評與義憤導到錯誤的方向。事實上，危機不僅僅在美國，而是在全球，而且最重要的是，北大西洋才是危機的起源地。而且以有爭議和有問題的方式重回世界金融經濟中心，影響美國這個唯一能夠應對這個挑戰的國家。（注15）這種能力是結構的影響，美國是唯一可以產生美元的國家。但這也與政策的行動有關，對美國來說是正面作法，對歐洲來說卻是災難性的負面作法。闡明這種互相依賴性，以及全球金融體系最終仰賴美元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了要正確理解歷史。這也很重要是因為，這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來解釋川普政府宣稱要從一個相互聯繫的多極世界獨立所創造的險境。
I
把二○○八年的危機大致看成是美國的事件是很誘人的作法，因為危機就從那裡開始。這也會讓世界各地的人很高興去想像超級大國得到報應。事實上，倫敦金融城的危機爆發也增添關鍵的氛圍。這讓歐洲人很方便轉移責任橫越英吉利海峽到英國，然後橫越大西洋到美國。事實上，這是提前準備好的劇本。就像我們在本書第一篇看到，美國內外批評布希總統政策的經濟學家，包括我們這個時代很多頂尖的總體經濟學家，已經準備好一個災難性的劇本。圍繞著美國的雙赤字（預算赤字與貿易逆差），以及美國依賴外國借款的影響。布希政府的債務增加是個預期會爆炸的炸彈，而且當歐洲經歷危機時，二○○八年認為這是獨特英美危機的構想在十八個月後得到間接的證實，這個危機似乎遵循一個相當不同的劇本，集中在歐元區的政治和結構上。因此，歷史敘事似乎按照美國危機接著歐洲危機的順序整齊排列，每個危機都有各自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邏輯。
這本書的論點是，以對美國的影響為主軸來看二○○八年的危機和後果，是從根本上誤解與低估危機的經濟與歷史重要性。當然，危機的核心是美國住房市場。在其中的數百萬美國家庭受到的打擊最早，而且最嚴重。但這場災難並不是二○○八年以前普遍預期會出現的危機，也就是美國國家危機與財政危機。因此許多人擔心的中美關係崩潰風險得到抑制。相對的，這是由美國房地產的平凡市場引發的金融危機，威脅世界經濟。這場危機的影響遠遠超出美國，撼動世界上一些最先進經濟體的金融體系，包括倫敦金融城、東亞、西歐和俄羅斯。而且還在持續發展中。與大西洋兩岸流行的論述相反，歐元區的危機不是一個單獨而特殊的事件，而是直接受到二○○八年的衝擊。將危機重新描述成一個在歐元區內部、而且是以公債政治學為中心的危機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在二○一○年後的幾年中，這變成經濟政策中某種類似跨大西洋文化戰爭的東西，在任何時期的歷史都必須小心繞過的地雷區。
如果對應出這種誤解、標示出從北大西洋中心向外發散的全球金融危機，而且呈現出在二○○八至二○一二年持續發展是這本書的第一個挑戰，那麼第二個挑戰就是說明各國對於這場動盪的反應做了什麼和沒做什麼。危機的影響是不一的，但全球都受到影響，而且從各國反應的力道來看，新興市場政府驚人的證實多極化的現實情況。一九九○年代的新興市場危機，包括墨西哥（一九九五年）；韓國、泰國、印尼（一九九七年）；俄羅斯（一九九八年）；以及阿根廷（二○○一年），已經教導如何輕易就會喪失國家主權。這一課已經學到了。在毅然而然「自我強化」十年後的二○○八年，一九九○年代的受害國沒有一個被迫尋求國際貨幣基金協助。對於西方國家引進的金融危機，中國所做出的反應具有全球性的歷史意義，使得經濟活動大大加速在全球平衡發展，移往東亞國家。
有人可能會試圖做出結論，認為全球化危機已經再次確認民族國家的不可或缺，以及新型態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而且隨著政治反對勢力成形，這樣的論點在接下來幾年獲得更大的力量。（注16）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二○○八年金融危機的周邊地區，而不是核心地區，很明顯這樣的診斷充其量只說明一部分的情況。在新興市場中，二○○八年金融危機最危急的兩個國家是俄羅斯和南韓。他們的共同點除了是蓬勃發展的出口國之外，還有與歐洲和美國的金融體系深度融合。這證明是事情的關鍵，他們經歷的不只是出口的崩潰，還有銀行業的資金「突然停止供應」。（注17）因此，擁有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的國家遭受嚴重的貨幣危機，儘管據說貿易順差與外匯存底國家經濟自給自足的基本要素。情況被更加的誇大了，而這也是歐洲和美國間在北大西洋發生的故事。在二○○八年秋天，威脅北大西洋經濟穩定的是歐洲超大型銀行在美元供應上嚴重短缺，這個因素隱藏不意察覺，而且幾乎沒有被公開討論過。而且短缺的數量不是數百億或數千億美元，而是數兆美元。這與原先預測的危機原因正好相反，不是美元過剩，而是美元資金嚴重短缺。美元並沒有暴跌，反而上漲了。
如果我們要掌握這個沒預測到的風暴動態，就必須超越二十世紀初繼承下來熟悉的總體經濟學認知架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對國際經濟的總體經濟觀點圍繞著民族國家、國家生產系統和它們產生的貿易不平衡。（注18）這種經濟觀點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凱因斯的看法。不出所料，二○○八年危機的爆發引起一九三○年代的回憶，而且引發回歸「大師」的呼聲。（注19）事實上，凱因斯經濟學對於掌握二○○九年以後消費與投資崩盤、失業率激增與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選擇動態上不可或缺。（注20）但談到分析在深度全球化時代爆發的金融危機時，標準的總體經濟學方法有其局限。在國際貿易的討論中，現在普遍認為國家經濟不再那麼重要。推動全球貿易的不在是國家經濟間的關係，而是跨國公司廣泛協調合作的「價值鏈」。（注21）全球金融業務也是如此。為了了解二○○八年在全球金融體系內爆發的緊張情勢，我們必須超越凱因斯的總體經濟學，以及他那熟悉的國家經濟統計機制。正如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首席經濟學家、以及新一代「總體金融學」最重要的思想家申鉉松（Hyun Song Shin）提到：我們必須分析的全球經濟不是一個「島嶼模型」（island model），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對另一個國家經濟的國際經濟互動，而要透過公司資產負債表的「連鎖矩陣」（interlocking matrix），分析銀行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注22）二○○七至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二○一○年後的歐元區危機都證明，在預測現代金融危機造成衝擊的力道與速度上，政府赤字和經常帳失衡是個不好的預測因素。（注23）只有當我們專注於在這個金融帳的連鎖矩陣裡發生的驚人調整時，才能理解這點。相較於在財政預算和貿易的傳統「總體經濟失衡」能夠施加的所有壓力，一個現代的全球銀行擠兌會更突然的轉移更多的資金。（注24）
歐洲人、美國人，俄羅斯人和南韓人在二○○八年經歷的事情，以及歐洲人在二○一○年之後再次經歷的事情是金融業拆款市場崩潰。只要你的銀行業規模適當，大型的貨幣準備組織就會幫忙度過難關。這就是拯救俄羅斯銀行業的原因。但南韓的銀行業苦苦掙扎，而在歐洲，不僅沒有貨幣準備，而且銀行的規模與以美元計價的業務，無法想像能採取任何獨立的自我穩定措施。沒有一個頂尖的中央銀行提前衡量到風險。他們沒有預見全球化融資如何與美國房貸熱潮互通，聯準會和財政部誤判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破產的影響範圍。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大型、互通的體系接近完全內爆，即使在一九三○年代也沒有。但是一旦風險的規模變得明確，美國主管機關急忙採取行動。就像我們會在第二篇看到，歐洲人和美國人不只動用國家力量救助陷入困境的銀行，美國聯準會還採取一項真正受人注目的創新，它把自己塑造成全球銀行體系最後的流動性提供者。它提供美元給所有在紐約的人，不論是銀行還是美國人。透過所謂的流動性換匯協議（liquidity swap lines），聯準會允許精心挑選的核心中央銀行按需求發行美元貸款。在跨大西洋的大規模經濟活動中，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處於領先，他們對歐洲銀行體系注入數兆美元。
這種反應讓人驚訝的不只是因為它的規模，還有因為它與一九七○年代以來經濟史的傳統故事矛盾，畢竟危機前數十年一直由「市場革命」的概念和國家干預主義的退卻所主導。（注25）當然，政府與監管單位還是持續運作，但是他們被委託給「獨立」機構，象徵性「獨立的中央銀行」，它的工作是確保紀律、合乎規定與可預測性。政治和裁量行動是良好治理的敵人。權力的平衡被內建為新的全球化通貨緊縮體制的正常狀態，班‧柏南克（Ben Bernanke）委婉地稱之為「經濟大平穩現象」（great moderation）。（注26）壟罩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制度的疑問是，相同的規則是否適用於每個人，或是真實情況是否是對某些人來說是規則，但對其他人則是自由裁量。（注27）二○○八年發生的事件大幅證實美國對一九九○年代新興市場危機與接下來二○○○年代初期網路泡沫危機選擇性干預所引發的懷疑。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克制和紀律是在一個附帶條件下運作。如果出現的重大金融危機威脅到「系統性」利益，那麼最終會發現，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受限制，但是擁有大政府、大規模行政措施與干預主義的時代，相較於法規治理，這種干預主義與軍事行動或急診醫學有更多的共同點。這顯示一個必要但令人不安的事實，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這種對事實的壓抑形塑出經濟政策的整體發展。現代貨幣體系的基礎無法削弱其政治性。
毫無疑問，所有商品都有政治，但是貨幣、貸款與堆滿貨幣、貸款的金融架構是由政治權力所構成，而不是某種程度由鬼鬼祟祟的人、智慧型手機和油桶所產生的社會習俗和法律所構成。在現代貨幣金字塔頂端的是法定貨幣。（注28）由政府產生與批准，除了擁有法定貨幣的地位以外，背後沒有其他東西「支持」。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崩潰，這種不可思議的事首次成為現實。根據一九四四年的布雷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全球貨幣體系的支柱美元與黃金掛勾。當然，這本身不過是一個慣例。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國堅持需要貨幣緊縮，為了維持生存太難遵守時，尼克森總統（President Nixon）拋棄這個協議。這是歷史性的休止符。貨幣出現以來第一次，世界上沒有貨幣再以某個金屬本位運作。這種解放的貨幣政策，有潛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規範貨幣和信貸的創造。但是擺脫「黃金枷鎖」之後，政策制定者實際上擁有多少自由呢？即使是對美國來說，使黃金掛勾無法持續的社會和經濟力量也很強大，國內是在一個逐漸富裕的社會中，所得份額的爭奪，國外則是一九六○年代倫敦的境外美元交易自由化。一九七○年代，當這些力量在沒有一個貨幣基準下被釋放時，結果是導致已開發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率飆升至二○％，這是在和平時期前所未見的事。但並非放棄自由化，到了一九八○年代早期，對全球資本流動的任何限制都取消了。正是為了要馴服金屬貨幣結束所釋放出缺乏紀律的力量，市場革命和心自由主義「紀律的邏輯」（logic of discipline）才開始。（注29）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聯準會主席保羅‧沃克（Paul Volcker）驟然開啟的升息循環遏止通貨膨脹。在發生經濟大平穩現象的年代，只有股票和房地產的價格在上漲。當二○○八年泡沫破滅，當世界面臨的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時，關鍵的中央銀行拋開自己強加的束縛。他們會採取任何措施來防止信貸崩潰。他們會採取任何措施來保持金融體系運作。而且因為現代銀行體系既是全球性，也以美元為基礎，這意味著美國會採取前所未有的跨國行動。
聯準會提供的流動性非常驚人，這有歷史而長遠的意義。在技術專家中，大家普遍認為，聯準會對世界經濟注入美元的換匯額度（swap lines）可能是危機時的決定性創新。（注30）但是在公共論述中，這些行動依然不被關注。取而代之的是討論個別銀行紓困，以及隨後中央銀行以量化寬鬆名義掀起的干預浪潮爭議。舉例來說，即使在柏南克的回憶錄中，與接管美國國際集團或擔憂房貸救助的政治情勢相比，二○○八年跨大西洋的流動性措施只有稍微提到。（注31）
聯準會的行動在技術和行政上的複雜性無疑有助於隱藏他們的舉動，但政治超越這一點。二○○八年的銀行紓困引發長期持續而嚴厲的指責，而且是基於很好的理由。數十億納稅人的錢被用來救助貪婪的銀行。有些干預措施產生報酬，但其他干預措施並沒有。紓困期間做出的選擇中，有很多爭議性很高。在美國，這使得共和黨內部的高度分歧加劇，在八年後帶來嚴重的後果。但這個問題超越個別決策或政黨的政治綱領，而是我們思考與談論現代經濟結構的方法。的確，危機強迫我們，而且在總體金融方法的支持者清楚解釋下，直接回頭重新想像國際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在二十世紀熟悉的國際經濟互動的島嶼模式中，基本單位是相互貿易的國家經濟，產生貿易順差和赤字，以及累積國家債權與債務。經濟學家創造出這些熟悉的實體基本單位，在失業率、通貨膨脹和國內生產毛額（GDP）上給這些實體一個實務、日常的現實情況。而且圍繞著他們發展出一個整體的國家政治概念。（注32）良好的經濟政策會帶來經濟成長。分配的問題，也就是「誰拿走利益？」的政治問題，可能與考量「擴大蛋糕的大小」的大眾利益相當。相較之下，持續關注公司資產負債表「連鎖矩陣」的新總體金融經濟學則是掀開所有安慰自己的委婉說法。關注公司資產負債表取代國家經濟總量，因為金融體系裡的實體活動都在那裡。這很有啟發性，這更加大對經濟政策的掌控。但是這暴露一些在政治上很難理解的東西，事實上，金融體系並不包括「國家的金流」也不是由大量不知名的個別小公司所構成，這是「完全競爭」的理想，在經濟上，這些小公司就像個別公民。絕大多數的民間信貸是由關係密切的寡占公司所放款，這是申鉉松提到「連鎖矩陣」的關鍵組織。全球有二十到三十家銀行很重要。如果加上在各國國內重要銀行，全球或許有一百家大型金融機構。認定與監控所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的技術被稱為「總體審慎監理」（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這是在危機發生後主要的政府創新。這些銀行和銀行經營者都是這本書提到的戲劇性事件中的關鍵角色。
對於柏南克提供全球流動性支持的「歷史性」政策來說，嚴酷的事實是這牽涉到把數兆美元的貸款交給那一小群銀行、他們的股東和領取不尋常高薪的員工。事實上，就像我們看到的，我們可以精確列出誰得到什麼東西。讓尷尬情況加劇的是，儘管聯準會是美國的中央銀行，但至少有一半的流動性支持提供給總部不在美國、大部分在歐洲的銀行。如果從理論來看，這個危機是總體經濟學的危機，如果從實務來看，這是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危機，出於相同的原因，這也是現代政治的嚴重危機。無論聯準會的行動有多前所未見和有效，即使是一貫支持全球化的政治人物，幾乎無法說清楚這項行動的實務意義。雖然我們居住在一個由企業寡占的世界並不是祕密，但在危機期間和之後，這個現實和對政府看待優先事項的影響卻暴露無遺。難以忍受而極具爭議的事實是，大西洋兩岸的民主政制已經窒息。
從已經說過的話看來，歐洲人非常樂意忘記他們的跨國銀行捲入跨大西洋的危機中，這應該沒什麼好訝異的。二○○八年，英國人有自己的國家大難要處理。而由法國和德國領導的歐元區，因為二○一○年以後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使得二○○八年的金融危機消失在記憶中。（注33）沒有國家想要承認對美國聯準會的依賴，而且不像對聯準會盡義務，或是順從。在這方面，美國人也失去權威。歐洲人全都太輕易否認二○○八至二○○九年與美國危機的抗爭，這是另一種急就章與無紀律的例子，結果率先讓世界陷入麻煩。這成為與經濟政策有關的跨大西洋文化戰爭第一階段，使與歐元區危機有關的激烈辯論達到高潮，這是本書第三篇的關注焦點。
由於它們基本上是相關的危機，而且第一個危機的規模大很多，而且速度急劇，相較於第二篇描述相對有效遏止二○○八年全球經濟崩潰，第三篇描述歐元區不斷升高的災難造成的痛苦還是有明顯差別。在希臘債務上，歐洲人用自己的敘述來建構自己的危機。它的核心是主權債務的政治學，但就像歐盟資深經濟官員現在公開承認的，這在經濟學上沒有依據。（注34）長期來看，公債的永續也許是個問題。希臘沒有償債能力，但是更廣泛的歐元區危機共同點並不是過多的公債。共同點是過度使用槓桿的金融體系過於依賴短期市場融資所導致的致命脆弱性。歐元區危機是二○○八年北大西金融體系地震的大規模餘震，透過歐盟錯綜複雜的政治架構延後時間產生。（注35）就像一位與歐盟紓困計畫密切相關的頂尖歐盟專家說的：「如果我們（在二○○八年）已經把銀行交由中央監管，我們馬上會解決這個問題。」（注36）相反的，歐元區危機擴大成民間信貸、政府信貸，以及歐洲計劃危機的惡性循環。
我們要如何解釋二○○八年放款人危機奇怪的變形成二○一○年後的借款人危機？很難不去懷疑其中耍了什麼花招。雖然歐洲的納稅人飽受折磨，但銀行和其他放款人已經從投入給紓困國家的資金中獲得報酬。從這裡可以做出結論，二○一○年後的歐元區危機隱含的邏輯是重現二○○八年銀行紓困，但這次是裝的。有位言語犀利的評論家認為，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掛羊頭賣狗肉」現象。（注37）但讓人困惑的是，如果情況是這樣，如果歐元區發生的事只是掩飾二○○八年事件重演，那麼至少期望會看到美國式的結果。正如其中的主要人物清楚意識到的那樣，美國的危機抗爭呈現巨大的不公平。（注38）銀行家繼續過著講究的生活，領取社會救濟的人則勉強過日子。但是，雖然成本和效益的分配讓人震驚，至少美國的危機管理發揮成效。自從二○○九年以來，美國經濟持續成長，而且，至少按照官方統計數據設定的標準，現在接近充分就業。相較之下，歐元區透過刻意的政策選擇，將數千萬公民帶進類似一九三○年代蕭條的深淵，這是有史以來自己釀成最嚴重的一次經濟災難。那個經濟規模只占歐盟GDP 一至一‧五％的小小希臘，應該已經成為這場災難的核心，把歐洲歷史轉變成一種痛苦諷刺的形象。
這是一個應該激起憤怒的場景，數百萬人無緣無故要遭受這樣的對待。但對於所有的憤怒，我們應該要充分思考。這裡的關鍵詞是「無緣無故」。（注39）在回應二○○八至二○○九年金融危機時，有個清楚的邏輯運作。不可否認，這是一個分類邏輯（class logic）：「先保護華爾街，之後再擔憂一般民眾」，但是至少有個根本原理，以及一個大規模的運作。把相同的邏輯推給歐元區的管理階層，則是給予歐元區領導人過多信任。這裡說的故事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詭計，歐盟菁英巧妙的掩飾保護歐洲大企業利益的努力。這裡說的故事是一場災難、一團混亂而矛盾的幻想、一個錯失機會而讓人沮喪的戲劇性場景、領導的失誤與集體行動的失敗。如果說有受益的團體，像是少數得到報酬的債券持有人、一家擺脫痛苦重整的銀行，這些團體都很小，與承受的龐大成本完全不成比例。這並不是說在這場戲裡的個別演員，像是德國、法國、國際貨幣基金都缺乏邏輯，但他們不得不一起行動，而且集體的成果是一場災難。他們從歐盟的計畫中造成社會與政治傷害也許永遠沒辦法恢復。但是，這種混亂應該激發的憤怒之中，我們很容易忘記另一個長期的後果。緊接著二○○八至二○○九年跨大西洋金融危機之後歐元區危機糟糕的管理做法不只使歐洲公民產生危害，也歐洲企業產生嚴重的後果，那些仰賴工作與工資的人也無奈的捲入其中。
企業根本不是歐盟危機管理的受益者，還是其中的受害者，尤其是歐洲銀行。自從二○○八年以來，不只是亞洲崛起，正在改變全球企業的權力結構，歐洲也在衰退。（注40）對於常聽到誇耀德國貿易順差的歐洲人來說，這也許聽起來很奇怪。但是就像德國最具洞察力的經濟學家強調，這些貿易順差同樣是抑制進口與出口出現很大的成功所產生的結果。（注41）歐洲企業在全球排名中無法阻止的下滑歷歷在目，雖然我們不希望這樣，但世界經濟不是由中等規模的「中小型企業」的企業家經營，而是由幾千家大公司經營，這些大公司由一小群資產管理公司用交叉持股所控制。在這樣的企業競爭戰場上，二○○八至二○一三年的危機帶給歐洲資本一個歷史性的挫敗。毫無疑問有很多因素導致這點，但是關鍵點是歐洲本身的經濟狀況。出口很重要，但是就像中國與美國表明，沒有什麼產業可以代替有利可圖的國內市場。如果我們用偏激的觀點認為歐元區的基本使命不是為其公民服務，而是為歐洲資本提供一個可以在國內累積資本、有利可圖的地方，那麼不可避免會有個結論。二○一○至二○一三年是場慘敗。而且主要並非歐元區組織缺席導致的結果，而是企業領導人、自以為是的中央銀行家與思想保守的政治人物做出的選擇所導致的結果。
當然，我們也許不歡迎以這樣的方式組織的世界。歐洲人也許會對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為了保護消費者與Google等全球獨占者較量，以及挑戰蘋果的逃稅行為等不尋常的作法感到窩心。（注42）但是，對矽谷企業的罰款只占這些企業現金準備的一小部分。當二○一六年金融界屏息等待美國司法部對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不動產抵押貸款詐欺開罰的結果，了解和解金規模時，那時提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權力平衡看法。大家認為德意志銀行的財務狀況很脆弱，這讓美國當局掌握它的命運。（注43）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強大德國公司的銀行如今受到美國控制。在危機之後，它是最後一家擁有國際地位的歐洲投資銀行。
歐洲人也許希望退出全球性的企業控制權爭奪戰，他們甚至可能希望因此獲得更大程度的民主政治自由。但是風險在於，他們愈來愈仰賴其他人的技術。歐元區的發展相對停滯，而且還因此影響依賴出口其他市場的歐洲成長模式，使得這種以自治自居的希望落空。歐洲不是一個自主的經濟體，歐洲的風險是成為其他資本家統合主義（capitalist corporatism）的目標。的確，就國際金融而言，大局已定。在雙重危機之後，歐洲已經出局了。未來將在從危機中存活下來的美國與新崛起的中國中做出決定。（注44）他們也許會選擇搬到倫敦金融城，但在英國脫歐後甚至無法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華爾街、香港和上海也許會忽視歐洲。
如果這只是歐洲自我傷害的一場戲，那就太糟糕了。但是將歐元區危機的歷史寫成只是歐洲人的歷史，比把二○○八年金融危機的歷史寫成是全美國人的歷史更具誤導性。事實上，歐元區危機一再蔓延。至少發生三次，分別在二○一一年春天、二○一一年秋天，接著是二○一二年夏天，歐元區一度面臨失序解體的邊緣，明顯有可能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吞噬數兆美元的公債。德國或其他國家本來可以免疫的想法是個幻想，因此而導致的戰線反轉相當驚人。二○○八年，曾經世故的歐洲人呼籲不做回應的布希政府承認全球化的現實。十八個月後，歐巴馬政府裡的中間派自由主義者請求歐元區，在面對柏林和法蘭克福保守派的頑固而魯莽的抵抗時，穩定金融體系。二○一○年四月，在二十國集團和其他國家的判斷中，歐元區危機已經太危險，而且歐洲人太沒有能力去解決自己留下來的事。為了防止希臘成為「另一個雷曼兄弟」，美國人鼓動國際貨幣基金（IMF）這個二十世紀中全球主義的典型產物來拯救二十一世紀的歐洲。二○一○年五月的救援行動使危機停止進一步擴大，但是卻把歐洲，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鎖在一起成為共犯，拖入一場七年後還是無法從中解脫的噩夢糾纏。它也沒有阻止債券市場的恐慌。直到二○一二年夏天，主要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前景為協到美國和世界其他經濟體。在華盛頓和二十國集團國家的堅持督促下，直到二○一二年七月歐洲才穩定下來，而且是藉著一般認為歐洲央行遲來的「美國化」來做到這點。（注45）
III
如果有人在二○一二年秋天停下時鐘，那麼四年前在紐約的場景差異會變得非常顯著。儘管一開始前景不佳，但是否認由歐巴馬政府所展現的美國企業自由主義再次普遍流行就太唐突了。的確，即便在今天我們感覺金融危機已經結束，在過去不久的某個時刻恢復如正常般得狀態，都得回頭看二○一二年秋天的情況。在那時，全面性危機的嚴重威脅已經結束，而且恢復正常的一個跡象是，實際上美國並沒有被拉下霸主地位。二○一二年歐巴馬再次贏得大選，培林的看漲聲勢也停了下來。在國際上，在聯準會慷慨供給美元的幫助下，新興市場蓬勃發展。歐盟則在拚命追趕。二○一八年，歐巴馬採取謙虛而謹慎的基調，將自己與布希和錢尼執政時期的政策保持距離，在二○一二年，它恢復經典的例外主義敘事（exceptionalist narrative）。美國是「不可或缺的」，這個在柯林頓時代創造的詞重獲新生。（注46）考量全局的外交政策思想重新流行，新的邊防是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TPP）的「貿易」條約，實際上是商業、金融、科技和法律在地緣政治的目的上進行整合的超大型計畫。不過歐巴馬第一任總統任期的表現令人失望，這可能要歸咎給保守反對派。這讓人沮喪，但可以預測到。現代性和賦予它如此多動力的全球資本主義是要求很高的領頭羊，保守派的推延只是預料之中。但是最終歷史會推進。即使在歐洲，務實的管理主義最終會勝過保守派的教條。
如果要了解過去十年的歷史，就必須認真對待這個再次得意的時刻。考慮到隨後發生的事件，我們的回顧很容易被暴怒、憤慨和恐懼的結合陰影所壟罩。但那時自信的感覺恢復的夠真實，而且留下學術遺產。當時是第一次開始把經濟危機的調查寫下來的時候。最樂觀的人堅持《金融體系發揮功效》（The System Worked）；（注47）還有人宣稱二○○八年已經變成《現狀危機》（The
Status Quo Crisis）（注48）；最悲觀的版本則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擺滿鏡子的大廳》（Hall of Mirrors）（注49）裡。正是因為危機太早就被有效抑制，才產生出這種虛假的穩定感。這反而會削弱根本改革所需的能量。而且這意味著會有事情重複發生的嚴重風險。但是危機的重複發生與延續或擴大不同。這些說法都理所當然的說明二○○八至二○一二年的危機已經結束，不管多麼悲觀的版本都是如此。這也是這本書開始論述的基礎，這本書打算對已經結束的危機進行周年回顧，二○一三年的緊急任務似乎是解釋華爾街和歐元區危機如何相關的歷史，充分展現危機的跨國特性，影響擴及西歐、東歐和亞洲；凸顯在應對危機的反應與聯準會採取的新措施上，聯合國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詳細記錄危機的痛苦與歐洲的反應持續失當，以及解釋跨大西洋金融外交嚴酷但沒有被正確評價的時期。這些事情仍然值得去做，但是現在已經呈現出一種更不祥的新意義。因為只有掌握美元為主金融體系的內部運作與其脆弱性，我們才能了解在二○一七年隱藏的風險。如果川普的總統任期是美國政治威信的最低點，那麼這一切就更令人不安了，因為對美國的高度依賴不只出現在二○○八年，在歐元區危機時也是如此。
我們現在必須處理的是，與二○一二至二○一三年的基本假設相反，危機事實上並沒有結束。我們面對的不是重複發生的危機，而是危機的突變與轉移。正如本書第四篇顯示，二○○七至二○一二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在二○一三年至二○一七年間演變成冷戰後世界秩序下一個廣泛的政治與地緣政治危機。而且無法避免有著明顯的政治意義。
把保守主義當作危機應對的信條可能是個災難，但是二○一二年以來發生的事件認為中間派自由主義者取得勝利也是錯誤的。（注50）隨著在美國針對不平等的辯論已經呈現明顯的升級，中間派自由主義很難位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長期問題提供有說服力的解答。危機使已經存在的愈來愈多不平等和權力剝奪感產生的緊張局面加劇，並加強二○○八年以來所採取應對危機的激烈措施，儘管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顯著，但這些措施本身都有副作用。在這點上，保守派是對的。而在這段期間拋出來的地緣政治挑戰並沒有消失，這些挑戰並非來自中東國家的激烈動盪或「斯拉夫」國家的落後，而是全球化的成功推進。挑戰已經增強。而且雖然「西方聯盟」仍然存在，但協調能力愈來愈差。二○一四年，日本突然傾向與中國對抗，「不發展地緣政治」的巨人歐盟則如「夢遊」般的陷入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同時，在處理歐元區危機一團糟之後，歐洲的左翼與右翼政黨都出現大動作的動員。但是在面對糟糕的政府失靈時，並沒有展現出歐洲民主的活力，而是討厭那樣的展現，也許某種程度上視為跟一九三○年代的情況一樣，或是歸咎於俄羅斯的惡劣影響，把後危機時期的新政治被妖魔化為「民粹主義」。聚集在歐元集團的現狀力量開始抑制與抵抗二○一五年希臘和葡萄牙選上的左翼政府。在增加新的權力支持下，歐洲央行完全動起來，這無疑對歐元區的穩健產生影響。更加緊迫的問題則是歐洲民主的限制與不平衡。以攻擊政策合理性的方式反對左派，這種野蠻的抵制策略發揮效果。而且就像英國脫歐、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所證實的，他們沒有反對右派，。
IV
歷史學家很喜歡告訴自己，時間差距是一個補品。它允許超然與客觀判斷的存在，這通常是這門學科宣傳的優點。但那取決於你在哪裡利用時間。歷史寫作並沒有逃避試圖去重新建構的歷史。更相關的問題不是要經過多少時間之後才能把歷史寫下來，而是在這段過渡期間發生什麼事，以及在寫作的當下預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完成時間更接近開始描述事件的時間，那就很容易寫作，而且結論也會更清楚。雖然目前一系列的事件可能過於樂觀，但是像這樣在十年後寫一本書也許更容易。當然，對一個效忠英國、德國、「曼哈頓島」和歐盟中的左派自由主義歷史學家來說，二○○八年金融危機的十周年並不是一個舒服的制高點。當然情況可能會更糟。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的十周年紀念書籍應該在一九三九年出版。我們不在，至少現在看來是如此。但是無疑這是比危機開始之前能夠想像更不舒服與讓人不安的時刻。
在川普勝選之後，折磨我們的很多不安的症狀和危機是他代表著相當粗俗的各種後真相政治（postfactual politics） 。他不說事實，他不講道理，他說話前後不一。權力看起來已經從理性、邏輯一致性和事實根據的基本價值中脫鉤。是什麼情況導致這種退化？有人可能會引用一系列複雜的因素。當然，不擇手段在政治上散布謠言、流行文化的墮落與有線電視和社群媒體的封閉世界也是問題的一部分，就像川普的個性一樣。但是把我們目前的後真相狀態歸咎於川普和他的支持者只是忍不住去進一步妄加猜測而已。（注51）就像這本書要顯示的，這次危機的歷史證明，在「真實」處理我們目前的情況時，確實有著持續而根深蒂固的困難。這不只是那些對真理感到反感、被指責為民粹主義者的人的問題。問題更為廣泛、更為深入，而且影響主流政治的中心與邊緣。我們不需要回到為了伊拉克戰爭與討好媒體所做出惡名昭彰的誤導與沒有條理的案件。歐洲委員會的現任主席在二○一一年春天就曾宣布：「當事情變嚴重時，你必須說謊。」至少有人會說，他知道他在做什麼。如果我們相信尚克勞德‧容克（Jean- Claude Juncker），那麼一個對公共論述的後真相方法只不過是目前資本主義治理的要求。
信譽的喪失是明顯，而且普遍的。傷害很深。要說自由主義者應該簡單的「振作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然後重新開始」，就好像大蕭條時期的一首歌說，如果美國失敗了，我們應該尋求一位看起來很年輕的法國總統或無情可靠的德國總理來領導，這個人不是頭腦簡單，就是不夠真誠。這不是說二○○八年以來的災難規模，或是在歐洲和美國普遍存在政治一面倒，因而無法對危機做出適當反應。這不是說我們的政治僵局，中間派和右派已經失敗，而且左派大規模的阻撓和自我設限。也不是承認有些損失無法彌補，而且有時候適當的反應並不只是為了要繼續前進，相反的還要延續一段時間，挑出我們毀滅的預期，清點已經破裂的身分認同與幻滅。這種在重建上的努力存在某種不穩定。但是即使我們回顧過去，我們也能夠仰賴全球資本主義不安分的動態來迫使我們前進。它已經拉著我們了。就像我們會在最後一章看到的，我們已經接到下一次的經濟挑戰和危機，不是在美國或歐洲，而是在亞洲和新興市場。回顧並不是一種拒絕的行動，這只是為了逐漸接受過去、找出哪裡出了問題所付出必要的集體努力做出貢獻。要做到這點，沒有什麼事可以取代對金融機器的運作進行探究。我們會在那裡發現把世界弄得四分五裂的機制，以及為什麼這樣的解體如此突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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