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作者序

一九九七年春，我應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邀請，赴台灣學術界訪問。

四月十一日晚，有中研院錢永祥諸君邀我去台大附近的紫藤廬茶敘。正逢紫藤盛開，暗香襲人，月光疏影，恰是一年中紫藤最好的時候。朋友告訴我，紫藤廬得名即緣此。原主周德偉，生前是台灣知識界耆耄，年長於殷海光，卻十分支持年輕一輩的自由主義思想趨向。殷海光六十年代被台大解聘，曾在這裏發憤翻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邀我來此的那幾位朋友，十幾年前都是殷海光的學生，初始研讀海耶克，也是在這裏。當年白色恐怖，這所盛開紫藤的小院子幾乎成為台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聚散地。

周老先生去世，後人將此闢為茶園，繼續吸引著那些喜愛烹茗清談的讀書人。台大羅斯福路附近，今日燈紅酒綠，已是一派商業氛圍，幸留紫藤廬一園清淨，遂成台大師生最愛流連的雅地。能在這樣的地方交流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以茶助興，言談投緣，當然是再好沒有。分手時，我想知道紫藤廬中是否還留有周先生遺蹟，朋友領我至茶園正廳，指示牆上掛有一幅周先生生前遺墨：

豈有文章覺天下
忍將功業誤蒼生

我像被甚麼東西驟然擊中，內心震動，一時無語。

幾個月後，我回到海峽此岸為彼岸讀者書寫此篇序言，但是心裏明白，此時所言，幾乎都是在那天晚上一時無語之際就已經產生了。

思想狂潮二百年

二百年前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如伏爾泰、如狄德羅，如果能看到那幅字，他們會怎麼想？至少，以善寫懺悔而聞名的盧梭一定會有不少感慨。他也許會後悔一七六二年《社會契約論》中的這樣一段名言：

如果我們撇開社會公約中一切非本質的東西，我們就會發現社會公約可以簡化為如下的詞句：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的力量及其全部的力量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是一瞬間，這一結合行為就產生了一個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以代替每個訂約者的個人；組成共同體的成員數目就等於大會中所有票數，而共同體就以這同一個行為獲得了它的統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這一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為城邦，現在則稱為共和國和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它的成員就稱它為國家；當它主動時，就稱它為主權者；當它和它的同類相比較時，則稱它為政權。至於結合者，他們集體地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做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做臣民。

此言三十年後，羅伯斯比爾執導的雅克賓專政進入法國大革命高潮。整個雅克賓專政的社會政治設計，從最善良角度講，就是將盧梭此段名言落到實處，將思想從紙面落為實踐。故而我在本書中稱羅伯斯比爾為地上行走的盧梭，而盧梭，則是預設在啟蒙運動裏一個紙面上的羅伯斯比爾。

法國大革命之後，這股左翼浪漫思潮繼續蔓延，從法蘭西到德意志，從俄羅斯到大清國，直至「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歷史上沒有一個文人型思想家如盧梭能有如此悍力，一枝筆攪動歐洲與世界，直至一九八九年塵埃落定。

我們事後看法國大革命開始於一七八九，至東歐巨變一九八九，不多不少二百年，這二百年的左翼世界思潮，組成一個歷史單位，最有概括性的命名，大概只能稱之為「盧梭思潮之二百年」？所謂「文章覺天下，功業誤蒼生」，盧梭與羅伯斯比爾兩人，真是走到了頭，也做到了頭。

一九○三年，盧梭政治著作第一次被中國留日學生翻譯進中國。此後將近一百年，除了梁啟超、嚴復、張奚若等人個別地抵制過這一思潮，盧梭思想在中國政治學、歷史學領域裏始終被正面評價，並溢出學界，變形為主流意識形態。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百年所有的外來思想中，沒有一種思想如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公意論」（general will）留下了那樣深遠的影響。以盧梭濫觴的法蘭西政治文化，已經融進了中華民族的政治血液、政治性格，百年不衰，代有其言。

綿延至上世紀最後二十年，當大陸新一代知識分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還是這一羈絆自己的思想繩索。

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說有什麼意識覺醒，似應回溯到文革時期。台灣的讀者這些年飽讀有關文革的資訊，已經形成關於文革的大致印象。不能說這些印象完全錯誤，似也應該提醒一句，這些年流傳海外控訴文革的書籍、回憶錄，材料或可信，但大多囿於一家、一己，甚或某一權力階層的上下反覆，缺乏歷史縱深和社會視野，時間上跨不過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正統觀念，空間上跨不過所屬階層的內部恩怨。

換句話說，無論是過去的歌頌，還是今日的控訴，不少人僅在一個平面上推磨，基本上是從一個相反的極端跳過來，重演文革當局得勢時強迫人們接受的「就是好，就是好」那一著名歌曲，只是易之以「就是壞，就是壞」。那樣的思維方式，只說明這個民族儘管經歷有那樣一次空前劫難，其歷史意識卻沒有換來多少值得稱道的長進。

我讀那樣的回憶錄，似曾相識，有點像讀波旁復辟時期中產階級的回憶錄，卻很少有後一類作品常讓人眼睛一亮的時候：經大起大落的大徹大悟1。

我們的文革回憶錄，其中有正當控訴，理應同情；有真實史料，值得珍惜；但也不必諱言，其中瀰漫著許多真真假假的仿中產階級趣味，亦可一笑擲之2。

我想說的是，法國革命已經允許各種研究觀點並存，而在大陸，我們雖然擁有這樣一座歷史寶庫，足以滋養兩個年鑒史流派還不止，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真正稱得上是客觀研究的文革史還沒有出現，更遑論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獨立觀點。這樣一座凝結著民族血淚的歷史寶庫，如同一堆歷史垃圾，只能在上面抹鼻涕，卻不能認真進入研究，實在是思想學術界一大憾事，足以讓外人恥笑。

我還想說的是，歷史上至少有兩個文革，現在被擠壓在一起，難以撕開。前一個文革，是人們目前正在控訴的文革，當然是黑暗加血腥，怎麼否定都不過分。但在這個文革的下面，還有另一個地下文革，曾在黑暗血腥之下遊竄思想的火星，類似魯迅所言「地火在奔突」，或可稱「反文革的文革」？認真一點的做法，似應在這同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張皮，將後一個文革與前一個文革小心區別，謹慎分析？

所謂第二個文革，或「反文革的文革」，那就是從當年大民主、大辯論、大字報這些畸形的政治環境中，催發出知識分子尤其是大、中學生的政治思考，儘管這些思考難以徹底掙脫當時的思想牢籠，卻有一種最為難得的思想氣質在其中艱難生長，即懷疑精神。這種懷疑，一開始是指向本地政治權威，逐漸發展到懷疑中央文革，乃至最後猶猶豫豫，懷疑至最高當局。

懷疑精神起初是被文革當局喚醒，甚至一度為其所利用，後來則越出其軌道，向著反文革方向發展，終於引起文革當局的驚呼：「懷疑一切」是「極左思潮」，需堅決打倒，徹底鎮壓！隨之而來的是殘酷批鬥與迫害，其嚴酷與持久程度，遠遠超過文革初期對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的衝擊，直至文革當局被推翻的一九七六年，上海還有人被押上刑場槍決。

整個文革過程，尤其是到了中後期，這樣兩種文革內容的衝突，或隱蔽或公開，綿延不絕。前一種官方文革盡可能撲滅後一種民間「反文革的文革」，後者則不絕如縷，屢撲屢起。

當年被扣上異端帽子者，多為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其思想命運具有雙重悲劇性：官方文革猖獗時，他們是被鎮壓的異端，官方文革被推翻以後，思想史上的這一頁仍然被意識形態單一話語遮蔽。

這樣一部內部充滿對立緊張的文革史，是在今日能發表回憶錄者之狹隘視野外發生的，其思想內涵更非今日正統派史家所能想像3。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經提出，至今還是認為，文革史是一部充滿悖論的歷史。就思想層面而言，官方文革原本充滿中世紀的反智氣味，誰也沒有料到，就在這樣反智主義的氛圍中，竟然激發起一種與之反對的啟蒙精神4。

如何撥開意識形態話語的不斷遮蔽，揭示這樣一種反智與啟蒙相反相成的歷史悖論，應該是治當代思想史者最有興味的課題。當然，誰也沒有理由忽視這一頁歷史的局限。當時走上後一條道路的人，在思想資源方面難以與英美思潮接觸，多囿於德、法、俄浪漫激進範圍，這就留下日後一段更為艱難的思想路程等待他們長途跋涉。在保存精神銳氣的前提下，如何自我反思，自我突破？這一代人必須咬斷與其精神母體的臍帶，才能重新出發，此其一5。

其二，當時走上這條路者在人數上並不多，即使走上這條路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能在反思後再走一程者，限於種種客觀條件，更是寥寥無幾。不過，以後八十年代的思想史證明，儘管只殘留下星星點點，卻正是最後剩下的這一些人，參與點起了新思想的薪火。

孤獨的精神追尋

我於一九七○年離開上海，孤身一人，赴中原河南蘭考縣一個貧苦鄉村插隊落戶。當時僅初中畢業十七歲，之所以不顧父母反對，去那樣一個地方吃野菜啃窩窩頭，原因之一，是因為那裏有一個集體戶吸引我，他們是由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自願組成，在那裏開闢了一種邊勞動邊讀書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故而我特別能體會上述盧梭所描繪的社會集合方式：「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間，這一結合行為就產生了一個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這幾乎是二百年前就已經預設好的那個集體戶的生活方式，以及文革前成長的大陸整整一代人所追求的理想寫照。我就是在那個環境裏第一次讀到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的漢譯本，並產生對法國大革命史的濃烈興趣。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發生，徹底打破了我對文革當局的猶豫與幻想，集體戶的共產主義氣氛也隨之解體。此前已經發生的那種懷疑精神，與此時產生的對那個虛幻「公意」的切膚之痛，兩者交織在一起，心靈深受煎熬。

我當時的想法，真要有效思考，只讀毛澤東晚年那些號召青年人造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俄羅斯十九世紀車、別、杜那些人的文學型社會評論，已經遠遠不夠。必須從頭開始，去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其他作者其他作品。

此後招工進工廠，我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自學計畫，遠離當時對年輕人還有很大吸引力的文學，從歷史入手，先西方史，後中國史，然後是西方政治哲學，給自己打掃出一塊盡可能乾淨的思維出發場。當時，白天是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頓飯能吃八個饅頭，晚上則在一盞自製的台燈下貪婪地閱讀能夠找到的思想史書籍，又是另一種狼吞虎嚥。這樣的日子大概有五年，以後調進同一工廠的子弟中學當歷史教員，情況稍有改善。我第一遍讀完當時大陸能夠找到的所有盧梭著作漢譯本，就是在那一階段。

一九七七年大陸恢復高考，種種坎坷，使我錯過了大學門檻，於是只能發奮直接投考研究生。一九八二年，經四載磨難，終於考入設在古城西安的陝西師大歷史系研究生，攻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很長時間以後，我才明白那一段自學經歷對我產生的致命影響。從這種經歷過來的人，即使有幸進入高校而且留在了高校忝為人師，卻很難褪盡思想的自學性格，或可稱「民間氣息」。在另一篇文章裏，我曾將這一「民間氣息」稱為難以被學院生活完全吸收的「剩餘意識」。當然，在此同時，他也就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對那種單純學院派教授前途的嚮往。

不過在當時，剛一跨進大學校門，急於求索之心情也可想像。我那時急不可耐，一口咬住法國大革命，而且是要從批判入手。投入書海才發現，我想清理的問題太大，先前積累的學力太弱，三年研究生時間，要看完有關文獻資料都不夠，結果碩士論文只能做一個邊緣性的題目：《湯馬斯．潘恩與法國大革命》，稍稍撬動了一點大陸學界對法國大革命的過高評價而已。儘管這篇論文當時反映還不錯，但我內心不甘，還是蠢蠢欲動。

一九八九年秋，風捲殘雲，塵埃未定。我二進學府，投師復旦念博士，終於有機會正面接觸這一題目。

那一年新增的動力有兩層：從感性上說，因為那一事件的影響，個人際遇蹇迫，只能上山讀書，有孤憤；從理性上說，我在當時對立著的兩邊看到了一些相通的東西：從法國革命發源，流經近代中國所形成的左傾政治文化，還在我們街頭的兩邊湧動。這個東西，也就是我開頭所說：「即使新一代知識分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還是這一已經羈絆自己的思想繩索」。我之所以稱它是一種「東西」，是因為它從西方法國來，到了東方中國，「東西」貫通，驅之不去。

看到這樣一個橫貫東西的思潮還在八十年代的大陸思想界湧動，內心很難平靜。不僅僅是為了我個人排遣孤憤，或是解決知性上的個人愛好，即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自我反思，咬斷臍帶再出發，我也應該把這個清理法國政治文化源頭的課題及早做完。

三年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九九○年，所在單位為強迫我接受所謂的審查決定，突然通知復旦，中斷我博士學籍。導師金重遠先生聞訊不服，在復旦園內為我四處奔走，上下呼籲，終於使我一年以後得返校園，贏回了那張書桌。

一九九二年論文答辯時，又橫生波折，有學界前輩看完我的論文，拒絕答辯，理由是我的觀點屬於「資產階級右翼保守主義史學觀點」。前一年為政治原因中斷學籍，被說成思想激進，有異端嫌疑；後一年被學界權威拒絕答辯，又被說成觀點保守。

人若如魚，遭逢這種尷尬，已不是冷暖問題，而是兩面都被烤焦，體無完膚了。不過事後想來也平靜，我也繼續保持對拒絕我答辯的學界前輩的應有尊敬，任何一種學術立場，只要出於真心信仰，總要比某些機會主義的「適時正確」更應該贏得人們的敬意。那種境況也不簡單地是一種個人遭際，更無私人恩怨可計較。意識形態與學術話語長期共存，互為奧援，並不是多麼費解的秘密，一旦有第三者落進那樣的話語峽谷，兩面都是那同一個「東西」，等待他的命運自然是左右開火，交叉射擊。我既欲批判法國革命左翼傳統，遭遇一點兩面夾擊，本是題中應有之意。

感謝王元化先生在那個關鍵時刻，給予我關鍵性的支持。我這裏說的不僅僅是他在這危難時候，慨然出任答辯委員會主席，化解了一場有可能出現的學界風波。當時距一九八九不遠，這樣做當然需要付出相當的道德勇氣。然而他對我的支持並不是至此始。此前三年，即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行動尚受限制，我與他也無任何交往，他聽說我被整肅，兩次託人帶話，約我見面。那天夜晚，我悄悄潛行至上海西區，一進門，他見我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不能停下手裏的那枝筆！你今天的遭遇，我們老一代都經歷過。」這就是我與他之間的第一次見面。此後我們也有分歧，有爭辯，但那次見面是在那樣一個特殊時期，實在難忘。

當時，他聽說我有志於清理盧梭思想與法國革命實踐，即將尚未出版的顧准遺稿給我，讓我從中吸取思想養料與精神勇氣。我邊讀顧准遺稿，邊撰寫博士論文，孤憤之情逐漸平息，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心境，我後來將這心境稱為「平靜的壞心情」：「既然是悶在蓋子裏燒，那就應該冒藍火，不要冒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