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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這本書是關於一所另類學校從誕生、崩解、到重生的故事。
也是關於一群大人與小孩，如何以生命和成長為代價，展開一場教育實驗的故事。
給學生 如果有所學校讓你做自己，你想成為怎樣的自己？
給老師 如果你曾對教育充滿熱忱，卻被學生打敗，你該追尋理想，還是回歸現實？
給家長 如果你想把孩子送到另類學校，你期盼他可以長成什麼樣子？
給官員 如果你想改革教育，你該如何理解教育的另一種可能？
一九九四年四一○教改大遊行後，臺灣的教育改革沿著兩條路線展開，一條是體制內改革，由國家發動備受矚目，也飽受批評；另一條走體制外革命，沒有資源、不被國家承認也鮮為人知。兩條路線好比孿生兄弟，從同個父母的懷抱誕生，卻走上不同的人生旅程。如今大家紛紛談論哥哥的改革故事，探究改革的成敗功過，相對之下，弟弟的實踐卻常常被忽略，甚至被遺忘。
本書要談論的，就是教改當中，被遺忘的體制外革命。
一九九五年在教改浪潮下，苗栗卓蘭山上出現了臺灣第一所體制外中學——全人中學。這是一所標榜自由、反對權威、反對填鴨考試的學校，它誕生於臺灣學生因升學壓力而頻傳自殺的年代。為了不讓下一代承受相同之苦，一群不滿體制教育的大人放棄原本安穩的人生，開啟實驗教育之路，尋找另一種教育改革的可能。
作者是全人中學第一屆學生，於三年後回到體制內學校。成人後，為追尋自己成長的祕密，作者重返全人中學展開研究，以大量的田野訪調與資料蒐集，爬梳全人二十年來從違法設校到合法立案，實踐自由教育的歷程。
在全人的故事中，教育的烏托邦實現過，學生自動自發學習、自主管理生活。但隨著不同學生的來臨，烏托邦失序了，學生不進教室上課，偷竊、欺負事件頻傳。從課程到生活，學生不斷挑戰教師的底線。當自由不再是靈丹妙藥，教育該如何可能？
本書揭露了理想教育的艱難，書中呈現的不是體制外教育的天堂，而是一群懷抱理想的教師，他們的挫折、矛盾與焦慮，以及一群在自由教育成長的學生，他們如何與大人衝撞，在說理、吵架與妥協的過程中，「成為他自己」。
隨著臺灣實驗教育的開放，有愈來愈多人選擇另類教育，「以學生為主體」也漸漸成為主流教育追求的目標。全人中學做為實驗教育的先行者，對於師生權力界線的拿捏、青少年同儕關係的影響，已有了深刻的經驗與反思，因此全人的故事或可成為當下思考教育問題的重要路標。
本書特色
◎沒有給出標準答案，但告訴你這群人如何找答案。
◎不再只是讚頌另類教育，而同時告訴讀者另類教育的美好與代價。
◎呈現一所學校改革的真實過程，顛覆大家對學校改革的想像，告訴大家學校改革如何可能實現。
◎一場臺灣本土實驗教育的紀錄。
◎不再只有家長與教師的觀點，書中大量呈現青少年（受教者）的觀點。
編輯推薦
書中呈現的不是體制外教育的天堂，而是在碰撞過程中「成為他自己」。
一九九五年，在苗栗縣卓蘭鎮內灣里成立了一所另類學校──全人實驗中學，這是台灣第一所體制外的實驗中學，強調教師不是權威，學生不害怕表明自己的立場，勇於追夢。歷經二十年，「全人」或許並不是最完美的學校，但確實讓很多孩子到了這裡，才擁有童年。
「全人」是如何進行教育實驗的？在拋開填鴨與威權的教育方式之後，老師要怎麼教，學生要怎麼學？這麼多年來他們遇到什麼挫折……曾經身為「全人」一份子的劉若凡，她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分享徘徊在體制內與體制外學校的經歷，如何促成她在大學時代重返全人中學尋找自己。而尋找自己旅程中，她又遭遇哪些困惑，使她決定透過研究全人中學，來解答教育與「成為自己」的關係。在《成為他自己》書中，她將告訴讀者另類教育的美好與代價。本書是關於一所另類學校從誕生、崩解、到重生的故事。也是關於一群大人與小孩，如何以生命和成長為代價，展開一場教育實驗的故事。（文／編輯部整理）
一九九五年，在苗栗縣卓蘭鎮內灣里成立了一所另類學校──全人實驗中學，這是台灣第一所體制外的實驗中學，強調教師不是權威，學生不害怕表明自己的立場，勇於追夢。歷經二十年，「全人」或許並不是最完美的學校，但確實讓很多孩子到了這裡，才擁有童年。
「全人」是如何進行教育實驗的？在拋開填鴨與威權的教育方式之後，老師要怎麼教，學生要怎麼學？這麼多年來他們遇到什麼挫折……曾經身為「全人」一份子的劉若凡，她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分享徘徊在體制內與體制外學校的經歷，如何促成她在大學時代重返全人中學尋找自己。而尋找自己旅程中，她又遭遇哪些困惑，使她決定透過研究全人中學，來解答教育與「成為自己」的關係。在《成為他自己》書中，她將告訴讀者另類教育的美好與代價。本書是關於一所另類學校從誕生、崩解、到重生的故事。也是關於一群大人與小孩，如何以生命和成長為代價，展開一場教育實驗的故事。（文／編輯部整理）
目錄
小野（作家）
吳曉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作者）
林國明（臺大社會系副教授）
陳雅慧（《親子天下》總編輯）
馮朝霖（政大教育系教授）
黃武雄（臺大數學系退休教授，教改重要論述者）
謝小芩（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謝國雄（中研院社會所所長）
做為一名社會的研究者，同時是全人的一員，若凡始終堅持把她所看所想所感所悟，忠實誠摯而不憚其煩地記錄下來。只有通過這段長長的甬道，你才會領會曾在那裡發生過的一切如何超現實，又如何可貴。一直看下去，若凡會帶你進入一頁頁新的風景，像走入山裡層巒起伏，最後走進「彎彎的婚禮」。二十年過去，那些偷吃自由禁果的孩子們長大了，進入社會，每一個人都揹著新的閱歷，也帶著舊的印記。──黃武雄（臺灣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
如果學生與老師平起平坐；如果讓學生自己決定自己的學校生活；如果一個學校「沒有大人管」，那麼學生會變成什麼模樣？本書透過精彩的故事，報導了苗栗全人中學這場扣人心弦、驚心動魄的教育實驗，它提供的答案出乎意料，超越了上述選項。──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在臺灣，研究全人中學這類「另類學校」或「體制外教育」的著作，不知凡幾，不過，少有著作像本書這樣，分析另類學校是如何「做」出來的。許多著作，或者探討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如何塑造另類學校的形成，而忽略學校內部的運作過程；有些分析學校運作的，則偏向於靜態的結構，很少關照學校裡老師和學生的實際互動、想法和作為。──林國明（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這是一本我等待了二十五年的書。當上個世紀的九○年代初，整個社會渴望教育改革的聲浪髙漲之後，「敎育改革」這四個字很快就和「失敗」劃上了等號，所有的譏諷和責罵蜂湧而至。其實一句話解釋這一切，人的思想和價值觀沒有徹底改變，想在體制內進行改變就會改成把原本的善意全都變成了四不像的大妖怪。我們幾乎完全遺忘了另外一批極少數在體制外進行教育改革的那些老師和學生，他們才是在這一波教育改革的浪潮中真正的革命家。──小野（作家）
一群不滿體制的成年人，為了實踐理想，展開一場挑戰不斷、驚滔駭浪超出想像的青少年教育大冒險。作者以兼具局內人與局外人的獨特視角，為全人高中深情作傳，銘刻台灣另類教育實踐軌跡。──謝小芩（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本書呈現了教改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當我們高舉教改要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以啟發學習動機為最高目標時，都必須很殘忍的面對，若是學生的主體選擇偏食，若是學生對於學術課程沒有動機時，老師該怎麼辦？這些掙扎在書裡都有深刻的描繪。──陳雅慧（《親子天下》總編輯）
這本書討論的豈止是教育，也是愛，是人跟人之間可以為了彼此做出怎生的進退，衡量出新的界線，確保在這界線之內，也許不是你我最舒適的狀態，但是「我們」最舒適的相處模式。書中時常描述到教師的為難，多少次舉夜深談，多少回的商量與退讓，從中我也尋得了，在台灣寂靜多年的，師生相處的美好質地。──吳曉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作者）
本書基本上描寫全人實驗中學的誕生與成長，但是因為作者用心鋪陳學校創生的時代社會背景，讓讀者可以在學校與社會兩者的辯證關係中，更清晰理解一所另類學校建構創化的「系統圖像」，體認教育改革運動的人性動力與文化意義。──馮朝霖（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試閱
序幕、 尋訪青春
事隔十年，因為偶然的機緣，我再次踏上那條迢迢上學路。
每隔週一，住宿學校四天假期收假，我得起個大早，拎著紅背包和兩星期的宿舍存糧去火車站搭車。那時臺中火車站的時刻表仍是自動翻頁的設計。一翻，早上十點十五分自強號往臺北，準點發車。二翻，十點二十分南下電車往豐原，晚三分鐘抵達。人潮就這樣洶湧地被帶上火車，一群一群駛向他方。
我通常搭乘電車前往豐原，到站後會先和朋友們去薔薇派總店，買幾塊漂亮又好吃的派解饞。一塊二十五元點綴著蛋白霜的派，對當時的我們來說簡直是五星級的零食。那時候校內幾個臭男生喜歡在昏暗的網咖裡瘋狂地打電動。然而一到下午兩點十分，同學們就會紛紛歸位，沿著騎樓走回豐原客運總站。
豐原客運的售票阿姨是位客家口音的大嬸，有點嚴肅且不太多話。我遞給阿姨五十塊錢，阿姨就會迅速遞出一張從豐原到卓蘭的票券。上車後我總是緊緊攢著那張車票，找個靠窗的座位坐下，深怕一不小心就睡過了站。而老舊的客運就一路駛駛停停，駛過東勢大橋來到卓蘭鎮。
駛過東勢大橋前，沿途會望見臺三線旁一個個的果園。若是夏天，農人接枝的葡萄紛紛套袋，一串一串的拉著藤蔓往下垂。而我最喜歡的則是秋天，結實纍纍的椪柑壓低了果樹的枝椏，結滿或青或黃的果實。有的早熟，有的青澀。無論是早熟或青澀的果實，總和果樹一起映照出金黃的色澤。
峨崙廟是我們的終點站，客運送走陸續下車的小蘿蔔頭後，又繼續它顛簸的行程。而我們蜂擁進峨崙廟口的小雜貨店，採購即將帶到學校的零食。因為過了這站，我們便會遠離都市和商店，只能吃學校的大鍋飯了。通常就在雜貨店被一群蝗蟲般的小鬼頭一掃而空後，工友就會開著學校老舊的十二人座校車，風塵僕僕地接送我們回學校。
「擠校車」這件事一直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十二人座的校車必須塞二十幾個學生，才能把我們載運至學校。車門一打開，我們早已相當嫻熟地一擁而上。同學們大的抱小的，重的抱輕的，男生和女生摩肩擦踵，或並肩或重疊擠在小小的座位上。只要比例拿捏得當，前頭駕駛座旁的座位可以塞到三個人，然後，嚴重超載的老爺校車就出發囉。校車會在內灣國小的告示牌邊來個大迴轉，左轉駛入通往內灣的產業道路。沿著產業道路往上開，載了太多人的舊校車必須催油門好幾次，才能爬上大約三十度左右的連續斜坡。偶爾，因為載了太多人，車子還會虛弱的倒退幾米，害大家連聲尖叫。所幸，校車總是能突破重重困難，駛向苗栗縣卓蘭鎮大坪頂的路標―路口的大榕樹，接上了平坦的柏油路後，車窗就會灌進各種各樣的味道，果樹的香味、肥料的臭味、還有農藥的刺鼻味。
沿著柏油路往下開，在一個左彎處，車子進入一條細細小小的產業道路，周遭是油桐樹的密林，五月花開的季節，一樹的花，一地的美，賞心悅目接著駛下最後一個陡直的斜坡，藍瓦白牆的全人教育實驗中學就在眼前了。
今天，這段路又勾起了我的青春記憶。
***
上學這件事，對小時候的我來說不只一點都不簡單，還很遙遠。十年過後，雖然我已不用大費周章跟旁人解釋那一連串好奇的問題：為什麼我上課十天放假四天？為什麼我不在臺中學區就學，偏偏跑到遙遠的卓蘭住校？為什麼我明明在讀書卻沒有學籍？然而儘管不需再解釋，這些疑惑卻是我今日來此的原因。
一九九八年，我剛從全人中學轉回體制內國中就讀，身邊同學習以為常的日常事務，在我內心卻產生了尖銳的衝突。當我還停留在全人數學課的討論：「一加一為什麼等於二？」，轉回體制內國中後一瞬間換成背誦一堆數學公式。原本全人課表排滿大坪頂、肢體課、繪畫課，這一刻通通被國英數取代。原本可以直呼老師名字，或者暱稱綽號，也可以和老師大聲爭辯。現在，必須時時刻刻用尊稱，時時刻刻徵詢老師的意見。而身邊同學都習以為常，認為學校本來就該如此。只有我一人，彷彿體制內的外星人。
這些自己親身經歷細細小小的衝突，正是我重返全人的動機。二○○七年，我申請了一個大專生國科會研究計畫，希望探究自己之所以成為自己的緣由。我好奇的是，做為一個曾接受體制外教育的學生，我們是不是真的和別人有些不同？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全人的教師李中，我想聽聽他規劃全人課程的感想，以及這些感想對自己的成長過程是否有影響。李中那天比較晚到，為了打發時間，我在校區漫步。這裡，教室一直是藍瓦白牆，天空藍的鐵皮屋頂，搭配上三合板搭建而成的白牆。若山區下起雨來，雨水打在屋頂上的滴答滴答聲會伴著我們上課，若隔鄰吵吵嚷嚷，三合板特別「突出」的隔音效果，會讓整個教室區喧騰起來。
路過空無一人的圖書館，我眼底浮現了當初的畫面。
那時候，圖書館權充學生自治會的會議室，大家一起開會時，有人像猴子一般坐在兩尺高的書櫃上，也有人或蜷縮或趴坐在木地板上。主席宣布開會，大家充分發表意見，然後舉手表決，每逢我們快要打瞌睡的時候就散會回宿舍。我記得這裡，這裡是直接民主的戰場，所有的意見爭鋒相對，即便是大人或初上國中的學生，你都無法在相互詰問後隱藏自己真正的看法。
沿著教室區往宿舍區的小徑走，首先要經過的是一棟兩層樓的小房子，它又被稱為鬍子家。鬍子家一樓是木工和陶藝教室，二樓是練團室。練團室裡頭散亂地擺放著鼓、吉他和譜架，一聲呼喚，深沉的回音就在周遭響起。就是這裡，很多叛逆的同學特別喜歡午夜練團，他們練完團就哈一根菸，假裝自己是很酷又很屌的搖滾樂手。
正打算從鬍子家轉往宿舍區，就發現李中站在八階梯上。八階梯是學校老師們自己用木頭弄成的八個階梯，久而久之，不管木頭階梯是否增加，我們總習慣叫它八階梯，這是連接教室區和宿舍區的通道。李中迎面而來，剃了個神清氣爽的小平頭，穿著Ｔ恤短褲，趿著雙藍白拖。我們一同走向女生宿舍門前的大斜坡和籃球場。
我單刀直入地問李中：「你覺得全人中學教給學生什麼？你設計課程時又想教給學生什麼？」
李中說：「我希望教出個自由人，我舉個例子，《三國志》裡面我選了一個文本，孫權要攻打張遼的城池，張遼是個戰將，他的部隊大概一千人，招募敢死隊第二天出戰了。擊退孫權的前鋒後他自己撤退回去，那些敢死隊就喊了一聲：將軍棄我耶？將軍阿，你拋棄我們了嗎？這是你要做的事嗎？結果張遼聽到這句話，來來來又趕回去，把那些敢死隊救出來。」
我問李中：「所以呢？這故事代表什麼？」李中：「張遼本來可以直接走了，可是那喊聲驚醒他高貴的一面。我後來分析給學生聽，我說真正自由的人是有德的人，有德一定牽涉到公共性，而非私利。」
我：「所以你選這個文本是想傳遞某種價值？」
李中：「對阿，我承認阿。」
我：「那是什麼價值？」
李中：「自由。」
我和李中一路從下午聊到深夜，李中沒對自由多做解釋，倒是聊了許多他怎麼出作業、怎麼設計課程。談他如何在教室枯坐一個早上，卻等不到任何一位學生進教室，每天都挫敗地想辭職。聽著聽著，我腦海裡的疑惑似乎清晰了一些，自己成長為怎樣的人，似乎跟老師如何選擇想要傳遞的價值，以及如何挑選授課文本，如何教學，甚至是如何授課有關。但那價值又是什麼呢？李中所說的自由又是什麼呢？長達四小時的訪談始終沒有明確的解答。
暢談這七年的教學｢血淚」史後，對我不經意惋惜學校資料訛缺這件事，李中告訴我教師宿舍的閣樓似乎還留存著全人的舊資料，他建議我去閣樓看看，說不定會有我想要的答案。
閣樓裡的時空膠囊
和李中深夜詳談後，隔天晨光乍現，我迫不及待爬上教師宿舍的閣樓，翻找往昔的資料。閣樓的巧拼地板上布滿灰塵，角落放著許多個沉甸甸的紙箱，有些以膠帶封住，有些被打開著，裡頭散亂地堆著文件，幾份手寫筆記散落一地。
我倒出裡頭的文件，傾瀉而出的是教育，是實驗，是成長，也是光陰。
散落一地的文件中，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本黑皮手札，這是一份一九九五年的文件，記載了全人中學創校的討論記錄。經過這麼多年，黑皮手札裡頭的話語仍舊充滿濃濃的戰鬥性格。由參與討論的教師發言看來，這所中學不但自命為體制外，初始創校即違法設立，創辦人不僅不滿於體制教育，更懷抱持著改革教育的理想。在我翻閱時，黑皮手札裡掉出一張一九九五年的泛黃剪報，標題上斗大的字寫著：「森林中學被斷水電，校長陳情」
我頓時想起那段日子，那時教育部說全人中學違法設校，所以要比照八大行業斷水斷電。我們只好抽地下井水來漱洗，水龍頭打開怎麼流都是泛黃混濁的水，怎麼洗都洗不乾淨。正看著剪報，手機鈴聲響起，我看著未接來電的後三碼，忍不住想起自己和全人中學的一段淵源。
***我的手機末三碼是410，背後其實有段淵源。剛辦手機時，父母親去電信公司幫我選了一個門號。後來母親才跟我說：「你父親看著那一長串電信公司提供的門號，看到一個末三碼是410，就說那這個吧。」母親說：「我們這年代的人都記得這個數字，四一○是臺灣教育界的大事，對我們來說是充滿希望和革新的年代。」從此，「四一○」結下了我和全人中學的緣分。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我八歲，小學二年級。媽媽很早就叫我起床，幫我梳妝打扮。她一手牽著我，一手推著弟弟的嬰兒車搭上了臺中人本的遊覽專車，跟著另一群扶老攜幼的家長上臺北參加教改大遊行。
那是我第一次參與街頭抗議，小時候的我懵懂無知，只覺得遊行像嘉年華會一樣好玩。先是看見一個個罐頭人列隊出現，抗議學校把人教成罐頭，只有集體複製的思想，卻說不出自己的想法；接著走過一扇高大的窄門，象徵聯考教育的障礙難如上青天；而我最愛的是那套地上好玩的大富翁遊戲，和其他小孩玩了許久，但走來走去，最後只有一條路徑—升學。最特別的是每位大人身上都穿著一件衣服，上頭用小孩筆觸塗鴉著―讓我們擁有童年。
我們走在遊行隊伍中段，好不容易走到國父紀念館的集合點，弟弟已經在嬰兒車中沉沉睡去。舞臺前的大型音響不斷播放那首歌曲，一位古雅的男生用臺語唱著：「如果夢魘就此遠去，如果我們不再恐懼。如果從此學校變花園，讓我們擁有童年。大家做陣走出春天，要呼仔兒免箇驚惶。要呼學校變做花園，要呼仔兒歡喜大漢。」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四一○教改大遊行的主題歌，由教改運動的推手黃武雄作詞。
歌聲中，遊行以焚燒矗立於廣場中央「悼升學主義、哭管理主義、哀粗廉主義」的大型紙板作結，火光照亮了臺北街頭。當時母親牽著我的手，站在人潮中望著火光。我記得那時候弟弟睡的正甜，我仰望著母親，她的眼角不知為何泛著淚光。在火光中，大人們向上一個世代告別，對下一個世代許下自由的許諾。而懵懂無知的我，就在隔年九月，進入父親參與創校的體制外中學就讀，成為全人教育實驗中學的第一批學生。那張泛黃的剪報令我想起了往事，那是我對全人中學誕生前，一九九○年代臺灣的第一印象。後來我隱約知道，不滿體制教育是父母親將我送入全人的原因，但否定往往不單純只是否定。回頭細想，我從來不曾認真理解，那時母親眼角泛著的淚光，到底是為何？
放下黑皮手札，我隨手拾起厚厚幾大冊的〈值週簿〉，值週簿是記錄日期、時間、事件與處理狀況的表格。因為全人中學是住宿學校，值週教師必須負責記錄學生的出缺席、請假或者違規，以及生活上令人煩憂的大小事，校內的「一大週」等於「兩星期」，每學期以「九大週」為單位。因為是集體住宿制，我們一直都是上課十天放假四天。
我翻翻值週簿，夾縫中掉出一個活頁資料簿，約莫三十頁的檔案，每一張都是教室區布告欄上的公告。那是關於欺負、翹課、集體違反校規的紀錄。打開右側第二個紙箱，箱子裡堆疊著井然有序的改革紀錄。第一本是〈校務發展會議紀錄〉，緊接著是影印紙大小的〈家長會刊〉，還有〈學校興革大事記〉。記載著教師如何跟學生合作，如何規劃一系列的活動，並建立了不論一般學校或體制外教育皆前所未見的制度。
李中是對的，這批資料的確保留了全人中學早年珍貴的足跡。然而每批資料上少有標註時間，無法清楚確定在哪個年代發生。約莫晚上七、八點，我正逐一挑揀翻閱這批殘缺不全，尚未分類，亦未標註時間的文件，時間已近午夜。山區的稜角鴞「嗚、嗚、嗚」的叫著，本打算找個可以裝文件的塑膠盒，帶些文件回房間研究。卻在清空塑膠盒後，意外看見以前的諮商紀錄，上頭寫著自己的名字。
那是兩份相互對照的記錄，一份由我的諮商老師小雰所寫，另一份由年幼的我所寫。小雰鉅細靡遺地寫出對我的觀察：「生活習慣嚴謹，作息正常；學習狀況自我要求高，負責認真；人際關係體貼善解人意；早熟的個性讓她成為一個體貼懂事的孩子，然而不願麻煩別人的個性反倒隱藏不少困惑，若能解開心結，可以成長的很好。」至於她是在何時記載下這些，其實我並不知道。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每大週會去她宿舍，吃吃零食閒聊一個小時而後離開。但我從來沒看過自己的諮商紀錄，也從來不知道，在那一個小時內我是如何被觀察的？我好奇的拿出另一份文件比對，那是當時另一位老師要我們填寫的自評問卷。小學四年級的我這麼描寫著自己：「我不常生氣，但如果有人真的ㄖㄜˇ 怒我，我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ㄊㄨˊ然間氣起來。好勝心強，想學到更多東西，挑戰自己也挑戰別人。」看著那份夾雜著注音和國字的童稚筆跡，心底忍不住覺得好笑，仔細想想，小學四年級的自己跟現在的自己似乎大體一致，該說是我毫無長進，還是本性難移。
是怎樣的原因，讓小雰判斷我解開心結可以成長的很好呢？小雰判斷的標準又是什麼？似乎，當我在全人中學成長的同時，教師也在評價你，歸類你，判斷你可以長成什麼樣子。然而，那個告訴我們要成為自己背後的理念又是什麼？學校設計出這樣的諮商制度，到底要教給我們什麼？
閣樓上的一天，全人中學的二十年。我來此追尋自己成長的祕密，想知道自己踏出全人進入體制內中學後，那些在自己教育歷程中，細緻又尖銳的衝突為何發生？從全人轉出進入體制內中學後，我一邊因為害怕被記警告而遵守規則，卻又質疑規則是否合理。一面寫著考試的選擇題，卻忍不住懷疑是否有標準答案。做為另類學校的學生，回到體制內中學的每一樁日常事件，都讓我的人生極端衝突。那些尖銳的不同，讓我對自己的受教歷程充滿困惑，也產生好奇。
假若教育有一個目的，那麼當初我父母親因為對自身教育歷程的否定，進而對下一個世代的期許是什麼呢？當初全人教育實驗中學寧可違法辦學也要堅持的那個教育理想又是什麼？教師李中設計課程背後的價值長什麼樣子？教師小雰寫在諮商紀錄中的那個隱而未見的教育方向又從何而來？如果這些都跟全人有關，那麼到底全人教了我們什麼？我們跟一般學生是否不同？
帶著這個縈繞在心的困惑，我抱著閣樓上的那疊資料。從學校通訊錄中，尋找了在不同年代就讀全人的校友，一一訪述他們的青春記憶。
自由青春
一件輕鬆的上衣，搭配著牛仔褲，浣浣隨興的走來，她是我訪問的第一位校友，曾任職於媒體業，在全人中學草創時期便進入就讀，我問她在全人學到什麼？她說：「別人給你一個東西，你自己一定要去想過，那是我在全人學到的能力。」
對浣浣來說，知識來自質疑，唯有質疑而來的才是真正的知識。和全人校友相處久了，我已經習慣他們總在不疑之處有疑。即使是理所當然的事物，全人學生也經常問出旁人不會問的問題。一次在圓山附近的咖啡廳，我跟校友藍克聊的正開心，他告訴我把電風扇拆開重組的往事。藍克說：「我離開全人才感受到，大家對周遭的事情司空見慣不求甚解。有一次，我把電風扇拆開來研究電風扇為什麼會轉，室友們卻都覺得我很蠢。」
我回想起自己的學習歷程，雖然和藍克不同，卻似乎也總在別人不疑處有疑。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全人很少告訴我們答案，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去尋找答案，學習判斷何謂答案；學習分辨答案的真與假、簡單與複雜。不知不覺地，我們養成一種求知的品味。那就是知識之所以是知識，一直都來自於質疑、然後找到答案的過程，也取決於這個過程。
原本，我以為求知的態度，已經大略解答了全人學生與體制學校學生的不同。直到有一次我跟校友一起回全人，小賢騎車來接我。我們騎機車從客運站牌附近出發，恰好遇到圓環路段的交通管制，兩人有了一些爭執，讓我發現全人學生的另一個面向。
因為交通管制，圓環附近下班下課的車潮更為擁擠。正逢政治人物視察，警察攔住了我們眼前的道路，要我們暫停或往左方通行。我說：「不就交通管制嘛，等等就好了。」小賢卻和我爭執：「如果是救護車，我們讓路理所當然，但如果是大官到訪，我們為何要遵從交通管制？」
小賢並不相信，法的合理性可以由法自身來證明。他是以每一次事件來權衡規則，而非以外力的施加或監控來權衡是否遵守規則。這種面對規則的態度，在校友尖尖身上也曾看見，尖尖有一次跟我描述全人的規範，以及她如何從這樣的設計，感受全人想教給她的事情：
全人要給學生一個很少很少規範的世界，他們不希望學生過於被限制自由。它的規則很多是被立來打破用的，是讓學生經歷主動打破規範的行為獲得成長，並得到全人想給他們的東西。
尖尖說，她是靠違規來理解為何要守規則，是靠違規付出代價，才明白尊重他人的意義。所以她不會對違規者大聲斥責，也不會苟同惡法亦法，規則的合理性應當被討論，這件事不容質疑。無論是校友小賢或校友尖尖，他們看似「不守規則」的背後，其實有另一套和旁人不同「守規則」的邏輯。規則必須經由討論而來，不被討論也未達成共識，則不被稱為規則。
這件事情過後許久，二○一○年臺灣社會發生了一件大事，有位學生站上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備詢臺，以學生之姿要求教育部長為他自己的發言道歉。隔天早上報紙出刊，所有媒體大書特書，爭相撻伐這位學生，批判他不禮貌。我在臉書上看著一連串撻伐的言論，卻發現全人學生普遍一致的聲援那位學生。我私下問何霸，全人學生為何有如此一致的反應？何霸跟我說：「平等是有權者獲得權力的條件，我們不會無中生有的認同一位有權者。我向來就反對尊師重道。」這位當年讓眾多老師傷透腦筋的校友，篤定地做出如上結論。
事隔十年，因為偶然的機緣，我再次踏上那條迢迢上學路。
每隔週一，住宿學校四天假期收假，我得起個大早，拎著紅背包和兩星期的宿舍存糧去火車站搭車。那時臺中火車站的時刻表仍是自動翻頁的設計。一翻，早上十點十五分自強號往臺北，準點發車。二翻，十點二十分南下電車往豐原，晚三分鐘抵達。人潮就這樣洶湧地被帶上火車，一群一群駛向他方。
我通常搭乘電車前往豐原，到站後會先和朋友們去薔薇派總店，買幾塊漂亮又好吃的派解饞。一塊二十五元點綴著蛋白霜的派，對當時的我們來說簡直是五星級的零食。那時候校內幾個臭男生喜歡在昏暗的網咖裡瘋狂地打電動。然而一到下午兩點十分，同學們就會紛紛歸位，沿著騎樓走回豐原客運總站。
豐原客運的售票阿姨是位客家口音的大嬸，有點嚴肅且不太多話。我遞給阿姨五十塊錢，阿姨就會迅速遞出一張從豐原到卓蘭的票券。上車後我總是緊緊攢著那張車票，找個靠窗的座位坐下，深怕一不小心就睡過了站。而老舊的客運就一路駛駛停停，駛過東勢大橋來到卓蘭鎮。
駛過東勢大橋前，沿途會望見臺三線旁一個個的果園。若是夏天，農人接枝的葡萄紛紛套袋，一串一串的拉著藤蔓往下垂。而我最喜歡的則是秋天，結實纍纍的椪柑壓低了果樹的枝椏，結滿或青或黃的果實。有的早熟，有的青澀。無論是早熟或青澀的果實，總和果樹一起映照出金黃的色澤。
峨崙廟是我們的終點站，客運送走陸續下車的小蘿蔔頭後，又繼續它顛簸的行程。而我們蜂擁進峨崙廟口的小雜貨店，採購即將帶到學校的零食。因為過了這站，我們便會遠離都市和商店，只能吃學校的大鍋飯了。通常就在雜貨店被一群蝗蟲般的小鬼頭一掃而空後，工友就會開著學校老舊的十二人座校車，風塵僕僕地接送我們回學校。
「擠校車」這件事一直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十二人座的校車必須塞二十幾個學生，才能把我們載運至學校。車門一打開，我們早已相當嫻熟地一擁而上。同學們大的抱小的，重的抱輕的，男生和女生摩肩擦踵，或並肩或重疊擠在小小的座位上。只要比例拿捏得當，前頭駕駛座旁的座位可以塞到三個人，然後，嚴重超載的老爺校車就出發囉。校車會在內灣國小的告示牌邊來個大迴轉，左轉駛入通往內灣的產業道路。沿著產業道路往上開，載了太多人的舊校車必須催油門好幾次，才能爬上大約三十度左右的連續斜坡。偶爾，因為載了太多人，車子還會虛弱的倒退幾米，害大家連聲尖叫。所幸，校車總是能突破重重困難，駛向苗栗縣卓蘭鎮大坪頂的路標―路口的大榕樹，接上了平坦的柏油路後，車窗就會灌進各種各樣的味道，果樹的香味、肥料的臭味、還有農藥的刺鼻味。
沿著柏油路往下開，在一個左彎處，車子進入一條細細小小的產業道路，周遭是油桐樹的密林，五月花開的季節，一樹的花，一地的美，賞心悅目接著駛下最後一個陡直的斜坡，藍瓦白牆的全人教育實驗中學就在眼前了。
今天，這段路又勾起了我的青春記憶。
***
上學這件事，對小時候的我來說不只一點都不簡單，還很遙遠。十年過後，雖然我已不用大費周章跟旁人解釋那一連串好奇的問題：為什麼我上課十天放假四天？為什麼我不在臺中學區就學，偏偏跑到遙遠的卓蘭住校？為什麼我明明在讀書卻沒有學籍？然而儘管不需再解釋，這些疑惑卻是我今日來此的原因。
一九九八年，我剛從全人中學轉回體制內國中就讀，身邊同學習以為常的日常事務，在我內心卻產生了尖銳的衝突。當我還停留在全人數學課的討論：「一加一為什麼等於二？」，轉回體制內國中後一瞬間換成背誦一堆數學公式。原本全人課表排滿大坪頂、肢體課、繪畫課，這一刻通通被國英數取代。原本可以直呼老師名字，或者暱稱綽號，也可以和老師大聲爭辯。現在，必須時時刻刻用尊稱，時時刻刻徵詢老師的意見。而身邊同學都習以為常，認為學校本來就該如此。只有我一人，彷彿體制內的外星人。
這些自己親身經歷細細小小的衝突，正是我重返全人的動機。二○○七年，我申請了一個大專生國科會研究計畫，希望探究自己之所以成為自己的緣由。我好奇的是，做為一個曾接受體制外教育的學生，我們是不是真的和別人有些不同？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全人的教師李中，我想聽聽他規劃全人課程的感想，以及這些感想對自己的成長過程是否有影響。李中那天比較晚到，為了打發時間，我在校區漫步。這裡，教室一直是藍瓦白牆，天空藍的鐵皮屋頂，搭配上三合板搭建而成的白牆。若山區下起雨來，雨水打在屋頂上的滴答滴答聲會伴著我們上課，若隔鄰吵吵嚷嚷，三合板特別「突出」的隔音效果，會讓整個教室區喧騰起來。
路過空無一人的圖書館，我眼底浮現了當初的畫面。
那時候，圖書館權充學生自治會的會議室，大家一起開會時，有人像猴子一般坐在兩尺高的書櫃上，也有人或蜷縮或趴坐在木地板上。主席宣布開會，大家充分發表意見，然後舉手表決，每逢我們快要打瞌睡的時候就散會回宿舍。我記得這裡，這裡是直接民主的戰場，所有的意見爭鋒相對，即便是大人或初上國中的學生，你都無法在相互詰問後隱藏自己真正的看法。
沿著教室區往宿舍區的小徑走，首先要經過的是一棟兩層樓的小房子，它又被稱為鬍子家。鬍子家一樓是木工和陶藝教室，二樓是練團室。練團室裡頭散亂地擺放著鼓、吉他和譜架，一聲呼喚，深沉的回音就在周遭響起。就是這裡，很多叛逆的同學特別喜歡午夜練團，他們練完團就哈一根菸，假裝自己是很酷又很屌的搖滾樂手。
正打算從鬍子家轉往宿舍區，就發現李中站在八階梯上。八階梯是學校老師們自己用木頭弄成的八個階梯，久而久之，不管木頭階梯是否增加，我們總習慣叫它八階梯，這是連接教室區和宿舍區的通道。李中迎面而來，剃了個神清氣爽的小平頭，穿著Ｔ恤短褲，趿著雙藍白拖。我們一同走向女生宿舍門前的大斜坡和籃球場。
我單刀直入地問李中：「你覺得全人中學教給學生什麼？你設計課程時又想教給學生什麼？」
李中說：「我希望教出個自由人，我舉個例子，《三國志》裡面我選了一個文本，孫權要攻打張遼的城池，張遼是個戰將，他的部隊大概一千人，招募敢死隊第二天出戰了。擊退孫權的前鋒後他自己撤退回去，那些敢死隊就喊了一聲：將軍棄我耶？將軍阿，你拋棄我們了嗎？這是你要做的事嗎？結果張遼聽到這句話，來來來又趕回去，把那些敢死隊救出來。」
我問李中：「所以呢？這故事代表什麼？」李中：「張遼本來可以直接走了，可是那喊聲驚醒他高貴的一面。我後來分析給學生聽，我說真正自由的人是有德的人，有德一定牽涉到公共性，而非私利。」
我：「所以你選這個文本是想傳遞某種價值？」
李中：「對阿，我承認阿。」
我：「那是什麼價值？」
李中：「自由。」
我和李中一路從下午聊到深夜，李中沒對自由多做解釋，倒是聊了許多他怎麼出作業、怎麼設計課程。談他如何在教室枯坐一個早上，卻等不到任何一位學生進教室，每天都挫敗地想辭職。聽著聽著，我腦海裡的疑惑似乎清晰了一些，自己成長為怎樣的人，似乎跟老師如何選擇想要傳遞的價值，以及如何挑選授課文本，如何教學，甚至是如何授課有關。但那價值又是什麼呢？李中所說的自由又是什麼呢？長達四小時的訪談始終沒有明確的解答。
暢談這七年的教學｢血淚」史後，對我不經意惋惜學校資料訛缺這件事，李中告訴我教師宿舍的閣樓似乎還留存著全人的舊資料，他建議我去閣樓看看，說不定會有我想要的答案。
閣樓裡的時空膠囊
和李中深夜詳談後，隔天晨光乍現，我迫不及待爬上教師宿舍的閣樓，翻找往昔的資料。閣樓的巧拼地板上布滿灰塵，角落放著許多個沉甸甸的紙箱，有些以膠帶封住，有些被打開著，裡頭散亂地堆著文件，幾份手寫筆記散落一地。
我倒出裡頭的文件，傾瀉而出的是教育，是實驗，是成長，也是光陰。
散落一地的文件中，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本黑皮手札，這是一份一九九五年的文件，記載了全人中學創校的討論記錄。經過這麼多年，黑皮手札裡頭的話語仍舊充滿濃濃的戰鬥性格。由參與討論的教師發言看來，這所中學不但自命為體制外，初始創校即違法設立，創辦人不僅不滿於體制教育，更懷抱持著改革教育的理想。在我翻閱時，黑皮手札裡掉出一張一九九五年的泛黃剪報，標題上斗大的字寫著：「森林中學被斷水電，校長陳情」
我頓時想起那段日子，那時教育部說全人中學違法設校，所以要比照八大行業斷水斷電。我們只好抽地下井水來漱洗，水龍頭打開怎麼流都是泛黃混濁的水，怎麼洗都洗不乾淨。正看著剪報，手機鈴聲響起，我看著未接來電的後三碼，忍不住想起自己和全人中學的一段淵源。
***我的手機末三碼是410，背後其實有段淵源。剛辦手機時，父母親去電信公司幫我選了一個門號。後來母親才跟我說：「你父親看著那一長串電信公司提供的門號，看到一個末三碼是410，就說那這個吧。」母親說：「我們這年代的人都記得這個數字，四一○是臺灣教育界的大事，對我們來說是充滿希望和革新的年代。」從此，「四一○」結下了我和全人中學的緣分。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我八歲，小學二年級。媽媽很早就叫我起床，幫我梳妝打扮。她一手牽著我，一手推著弟弟的嬰兒車搭上了臺中人本的遊覽專車，跟著另一群扶老攜幼的家長上臺北參加教改大遊行。
那是我第一次參與街頭抗議，小時候的我懵懂無知，只覺得遊行像嘉年華會一樣好玩。先是看見一個個罐頭人列隊出現，抗議學校把人教成罐頭，只有集體複製的思想，卻說不出自己的想法；接著走過一扇高大的窄門，象徵聯考教育的障礙難如上青天；而我最愛的是那套地上好玩的大富翁遊戲，和其他小孩玩了許久，但走來走去，最後只有一條路徑—升學。最特別的是每位大人身上都穿著一件衣服，上頭用小孩筆觸塗鴉著―讓我們擁有童年。
我們走在遊行隊伍中段，好不容易走到國父紀念館的集合點，弟弟已經在嬰兒車中沉沉睡去。舞臺前的大型音響不斷播放那首歌曲，一位古雅的男生用臺語唱著：「如果夢魘就此遠去，如果我們不再恐懼。如果從此學校變花園，讓我們擁有童年。大家做陣走出春天，要呼仔兒免箇驚惶。要呼學校變做花園，要呼仔兒歡喜大漢。」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四一○教改大遊行的主題歌，由教改運動的推手黃武雄作詞。
歌聲中，遊行以焚燒矗立於廣場中央「悼升學主義、哭管理主義、哀粗廉主義」的大型紙板作結，火光照亮了臺北街頭。當時母親牽著我的手，站在人潮中望著火光。我記得那時候弟弟睡的正甜，我仰望著母親，她的眼角不知為何泛著淚光。在火光中，大人們向上一個世代告別，對下一個世代許下自由的許諾。而懵懂無知的我，就在隔年九月，進入父親參與創校的體制外中學就讀，成為全人教育實驗中學的第一批學生。那張泛黃的剪報令我想起了往事，那是我對全人中學誕生前，一九九○年代臺灣的第一印象。後來我隱約知道，不滿體制教育是父母親將我送入全人的原因，但否定往往不單純只是否定。回頭細想，我從來不曾認真理解，那時母親眼角泛著的淚光，到底是為何？
放下黑皮手札，我隨手拾起厚厚幾大冊的〈值週簿〉，值週簿是記錄日期、時間、事件與處理狀況的表格。因為全人中學是住宿學校，值週教師必須負責記錄學生的出缺席、請假或者違規，以及生活上令人煩憂的大小事，校內的「一大週」等於「兩星期」，每學期以「九大週」為單位。因為是集體住宿制，我們一直都是上課十天放假四天。
我翻翻值週簿，夾縫中掉出一個活頁資料簿，約莫三十頁的檔案，每一張都是教室區布告欄上的公告。那是關於欺負、翹課、集體違反校規的紀錄。打開右側第二個紙箱，箱子裡堆疊著井然有序的改革紀錄。第一本是〈校務發展會議紀錄〉，緊接著是影印紙大小的〈家長會刊〉，還有〈學校興革大事記〉。記載著教師如何跟學生合作，如何規劃一系列的活動，並建立了不論一般學校或體制外教育皆前所未見的制度。
李中是對的，這批資料的確保留了全人中學早年珍貴的足跡。然而每批資料上少有標註時間，無法清楚確定在哪個年代發生。約莫晚上七、八點，我正逐一挑揀翻閱這批殘缺不全，尚未分類，亦未標註時間的文件，時間已近午夜。山區的稜角鴞「嗚、嗚、嗚」的叫著，本打算找個可以裝文件的塑膠盒，帶些文件回房間研究。卻在清空塑膠盒後，意外看見以前的諮商紀錄，上頭寫著自己的名字。
那是兩份相互對照的記錄，一份由我的諮商老師小雰所寫，另一份由年幼的我所寫。小雰鉅細靡遺地寫出對我的觀察：「生活習慣嚴謹，作息正常；學習狀況自我要求高，負責認真；人際關係體貼善解人意；早熟的個性讓她成為一個體貼懂事的孩子，然而不願麻煩別人的個性反倒隱藏不少困惑，若能解開心結，可以成長的很好。」至於她是在何時記載下這些，其實我並不知道。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每大週會去她宿舍，吃吃零食閒聊一個小時而後離開。但我從來沒看過自己的諮商紀錄，也從來不知道，在那一個小時內我是如何被觀察的？我好奇的拿出另一份文件比對，那是當時另一位老師要我們填寫的自評問卷。小學四年級的我這麼描寫著自己：「我不常生氣，但如果有人真的ㄖㄜˇ 怒我，我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ㄊㄨˊ然間氣起來。好勝心強，想學到更多東西，挑戰自己也挑戰別人。」看著那份夾雜著注音和國字的童稚筆跡，心底忍不住覺得好笑，仔細想想，小學四年級的自己跟現在的自己似乎大體一致，該說是我毫無長進，還是本性難移。
是怎樣的原因，讓小雰判斷我解開心結可以成長的很好呢？小雰判斷的標準又是什麼？似乎，當我在全人中學成長的同時，教師也在評價你，歸類你，判斷你可以長成什麼樣子。然而，那個告訴我們要成為自己背後的理念又是什麼？學校設計出這樣的諮商制度，到底要教給我們什麼？
閣樓上的一天，全人中學的二十年。我來此追尋自己成長的祕密，想知道自己踏出全人進入體制內中學後，那些在自己教育歷程中，細緻又尖銳的衝突為何發生？從全人轉出進入體制內中學後，我一邊因為害怕被記警告而遵守規則，卻又質疑規則是否合理。一面寫著考試的選擇題，卻忍不住懷疑是否有標準答案。做為另類學校的學生，回到體制內中學的每一樁日常事件，都讓我的人生極端衝突。那些尖銳的不同，讓我對自己的受教歷程充滿困惑，也產生好奇。
假若教育有一個目的，那麼當初我父母親因為對自身教育歷程的否定，進而對下一個世代的期許是什麼呢？當初全人教育實驗中學寧可違法辦學也要堅持的那個教育理想又是什麼？教師李中設計課程背後的價值長什麼樣子？教師小雰寫在諮商紀錄中的那個隱而未見的教育方向又從何而來？如果這些都跟全人有關，那麼到底全人教了我們什麼？我們跟一般學生是否不同？
帶著這個縈繞在心的困惑，我抱著閣樓上的那疊資料。從學校通訊錄中，尋找了在不同年代就讀全人的校友，一一訪述他們的青春記憶。
自由青春
一件輕鬆的上衣，搭配著牛仔褲，浣浣隨興的走來，她是我訪問的第一位校友，曾任職於媒體業，在全人中學草創時期便進入就讀，我問她在全人學到什麼？她說：「別人給你一個東西，你自己一定要去想過，那是我在全人學到的能力。」
對浣浣來說，知識來自質疑，唯有質疑而來的才是真正的知識。和全人校友相處久了，我已經習慣他們總在不疑之處有疑。即使是理所當然的事物，全人學生也經常問出旁人不會問的問題。一次在圓山附近的咖啡廳，我跟校友藍克聊的正開心，他告訴我把電風扇拆開重組的往事。藍克說：「我離開全人才感受到，大家對周遭的事情司空見慣不求甚解。有一次，我把電風扇拆開來研究電風扇為什麼會轉，室友們卻都覺得我很蠢。」
我回想起自己的學習歷程，雖然和藍克不同，卻似乎也總在別人不疑處有疑。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全人很少告訴我們答案，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去尋找答案，學習判斷何謂答案；學習分辨答案的真與假、簡單與複雜。不知不覺地，我們養成一種求知的品味。那就是知識之所以是知識，一直都來自於質疑、然後找到答案的過程，也取決於這個過程。
原本，我以為求知的態度，已經大略解答了全人學生與體制學校學生的不同。直到有一次我跟校友一起回全人，小賢騎車來接我。我們騎機車從客運站牌附近出發，恰好遇到圓環路段的交通管制，兩人有了一些爭執，讓我發現全人學生的另一個面向。
因為交通管制，圓環附近下班下課的車潮更為擁擠。正逢政治人物視察，警察攔住了我們眼前的道路，要我們暫停或往左方通行。我說：「不就交通管制嘛，等等就好了。」小賢卻和我爭執：「如果是救護車，我們讓路理所當然，但如果是大官到訪，我們為何要遵從交通管制？」
小賢並不相信，法的合理性可以由法自身來證明。他是以每一次事件來權衡規則，而非以外力的施加或監控來權衡是否遵守規則。這種面對規則的態度，在校友尖尖身上也曾看見，尖尖有一次跟我描述全人的規範，以及她如何從這樣的設計，感受全人想教給她的事情：
全人要給學生一個很少很少規範的世界，他們不希望學生過於被限制自由。它的規則很多是被立來打破用的，是讓學生經歷主動打破規範的行為獲得成長，並得到全人想給他們的東西。
尖尖說，她是靠違規來理解為何要守規則，是靠違規付出代價，才明白尊重他人的意義。所以她不會對違規者大聲斥責，也不會苟同惡法亦法，規則的合理性應當被討論，這件事不容質疑。無論是校友小賢或校友尖尖，他們看似「不守規則」的背後，其實有另一套和旁人不同「守規則」的邏輯。規則必須經由討論而來，不被討論也未達成共識，則不被稱為規則。
這件事情過後許久，二○一○年臺灣社會發生了一件大事，有位學生站上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備詢臺，以學生之姿要求教育部長為他自己的發言道歉。隔天早上報紙出刊，所有媒體大書特書，爭相撻伐這位學生，批判他不禮貌。我在臉書上看著一連串撻伐的言論，卻發現全人學生普遍一致的聲援那位學生。我私下問何霸，全人學生為何有如此一致的反應？何霸跟我說：「平等是有權者獲得權力的條件，我們不會無中生有的認同一位有權者。我向來就反對尊師重道。」這位當年讓眾多老師傷透腦筋的校友，篤定地做出如上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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