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及其現代命運

自序

長久以來，我對宗教始終抱持著濃厚的興趣，但在我的家庭背景中，這樣的色彩其實並不鮮明。我的父母親分別信仰猶太教和基督教，只是恐怕都算不上虔誠，不管是前者的成年禮或後者的受洗禮，我在成長過程中從未體驗過；直到進入康州的一所聖公會中學，才首次感受到宗教的魅力，更因聖樂之美而加入唱詩班，禮拜時乳香焚燒的氣味、燦爛成排的燭光，迄今仍是我心中鮮活的記憶。後來和家人到歐洲旅行，各地古老的教堂再度引動我對歐洲宗教史的好奇，但我關注的通常是信仰行為和儀式，而不是神學。進入耶魯大學後，我選修了John Boswell教授的歐洲中古史，並參加Jaroslav Pelikan教授主持的宗教改革討論班，當時我最常思索的問題是：為何在短短數十年間，天主教原有的聖靈信仰和其他宗教傳統竟然會從大半個歐洲版圖上消失？新舊消長之間，又透露了甚麼意義？以今天的德國為例，北部幾乎是新教的天下，南部則仍維持著舊教的節慶──以Fasching這種狂歡節來說，場面之盛，或許不下於中國古代的大儺。

大二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的中國近代史將我帶往了另一個天地。史老師口才非凡，每學期的選課人數往往以百計，我也是其中之一；當他娓娓談到清代中晚期的白蓮教事件、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格外使我著迷。這也成為我決定投身歷史研究、特別是中國史的主因。出於中文訓練的需求，尤其是文言文，在進入研究所之前，我來到當時設在臺大校園的史丹佛中心，1984到85年間，我在這裡認識了不少本地學生，也到他們中南部的家裡作客，這也讓我發現，出了臺北的世界何其不同！大大小小的廟宇、民間信仰的各種樣態與活力都帶給我深刻的印象。

此時還有一人不可不提，就是焦大衛（David K. Jordan）教授。我們都為了進修中文而來到臺北，不同的是，身為人類學者的他研究臺灣宗教與社會，早已不乏田野經驗，甚至說得一口流利的臺語。他有幾次田調帶我同行，在西港為期三天的瘟醮尤其讓我大開眼界──鮮血淋漓的童乩、操演科儀的道士﹐以及最後焚送王船時的烈焰，都令我目眩神迷。如果說史老師的近代中國史和在臺灣的宗教體驗，構成我日後學術旅程的起點，我想無可置疑。

此後我開展了一系列的主題研究，包括臺灣的王爺信仰、呂洞賓崇拜、西來庵事件、傳統中國宗教與司法的關係等，近幾年開始關注漢人與苗族信仰的互動，概言之，可說都與宗教有關。同時我發現極有意思的是，猶太學者在中國學的領域始終代不乏人：艾爾曼（Benjamin Elman）、傅佛果（Joshua Fogel）、賀蕭（Gail Hershatter）、列文森（Joseph Levenson）、馬伯樂（Henri Maspero）、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張格物（Murray Rubinstein）、舒衡哲（Vera Schwarcz）、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夏維明（Meir Shahar）、曾小萍（Madeleine Zelin）……但這一長串名單細數下來，似乎讓人覺得有些不太合理，畢竟傳統中國的多神信仰和《舊約聖經》的精神有所牴觸。不過，我想從另一面來看，中、猶文化仍有不少理念相通，好比重視家庭、強調教育、守法、崇拜文字。這也是我在2012年前往耶路撒冷，選擇以中國宗教作為Menahem Stern 紀念講座主題的考量，希望能為雙方的文化交流，略盡棉薄之力，或可印證列文森所說：「研究中國歷史……正如研究西方，能為我們所共有的論述世界創造意義。如果能做到這點，當有助於締造一個全人類共享的世界」 。

本書集結了我擔任Menahem Stern紀念講座三次演講的內容，以近代中國宗教的變遷為主軸，有心的讀者當可察覺，書名靈感來自列文森的大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2011到2013年間，我和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合作，主持中央研究院「1898-1948：改變了中國宗教的50年」主題計畫，本書即個人部份研究成果的呈現。這一計畫力圖探索中國宗教在此半世紀間走向現代化、全球化的歷程，涵蓋了近代中國宗教的第一階段：起於1898年廟產興學運動以降的長期破壞，直到中共建國前夕為止，此後的政治、社會則有極大的不同，宗教面目也大幅改易。總之，我們希望能重新揭示二十世紀前半葉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意義，也為近現代的中國宗教提供新的認識。

但如果沒有眾多師友的支援，這些可能終將流於空談。首先我要由衷感謝高萬桑教授，2006年他以〈189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為嚆矢，2011年更與宗樹人（David Palmer）合撰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此書兩年後獲得Levenson Prize），無疑是這一領域的先鋒。我也要向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致敬，他儼然已成為中國宗教研究的里程碑；這裡不妨附帶分享一樁往事：很多人都知道施老師曾在臺南受籙成為道士，其實他出身荷蘭的新教家庭，雙親則在二戰期間營救過不少猶太人。

我還要感謝中研院對於這一研究計畫的鼎力支持，以及我所任職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在學術和行政方面皆然，各方學友之功更不可沒：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王世駿、王見川、付海晏、史瑞戈（Gregory Scott）、江建明（J. Brooks Jessup）、吳亞魁、吳政哲、吳啟訥、李盈儒、李鎧光、沙培德（Peter Zarrow）、林佩蓉、林宗達、祁剛、范純武、孫慧敏、容世誠、康詩瑀、張寧、連玲玲、游子安、黃克武、劉文星、劉迅、潘淑華、羅士傑、Walter Davis，容我在此一併申謝。本書中文版得以問世，更得感謝王見川教授與博揚文化楊蓮福社長的協助，以及譯者陳亭佑的付出。近史所蔡蓉茹小姐設計封面﹐盧瑋如小姐﹑葉兩發先生編輯排版﹐也在此誌謝。

前面提到，有幸出任Menahem Stern紀念講座，可說是此書寫作的前緣，必須感謝以色列歷史學會的贊助。這趟耶路撒冷之行既是殊榮，也是愉快的旅程，好友夏維明居間推動，我深懷感念。此行也使我的父系尋根之夢成真，以下諸君皆曾助我圓夢：Maayan Avineri-Rebhun、Israel Bartal、Ya’ad Biran、Michael Heyd、Yosef Kaplan、Yuri Pines、Shulamith Shahar、Yitzhak Shichor、Heshie Stoffer、Tovi Weiss、Lihi Yariv-Laor、Zvi Yekutiel。得與家父母與妹婿Schick家族等數名成員同行，更使我永生難忘。

最後，我想感謝吾妻淑芬、Emily 和Philip，共同成就了我們此生的喜樂。
 

康豹（Paul R. Katz）
2017/3/22